二、经典/文学

经典文学与翻译的关系甚为密切。斯坦纳从语言、人类理解以及翻译的历史与理论之角度出发，指出“翻译是，而且一直会是，思考与理解的模式。……否定翻译的那些人本身就是诠释者”（“Translation is, and always will be, the mode of thought and understanding.... Those who negate translation are themselves interpreters.”Steiner, 1998:264）。并且他指出，即使在同一语言中，试图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这种行为本身便已经是翻译了（Steiner, 1998: xii）。经典文学既然是世代相传的文学作品，势必经过一代代的重新阅读与诠释，也就是说，由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读者/诠释者根据自己的条件与需求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翻译与解读。在这层意义下，即使在同一语言情境下，经典文学也是经过不同时空、不同背景的读者一读再读、一译再译，不断赋予新意，以符合当时的需要（Steiner, 1998:1-18）。

再就异语言之间的翻译而言，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即使再强有力的文学传统，身为人类共同资产的一部分，都无法宣称超过其他文学的总和，也无法置身于其他文学与文化传统之外，而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况且，各文化不但已经是混杂之后的产物，也依然处于继续混杂的过程中。不同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互动与了解，非仰赖翻译不可。由上述可知，不论是在同语言之内或异语言之间，都存在着古今之译和中外之译的现象。简言之，翻译无所不在。

而在翻译与文学史中，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就文学翻译而言，文学是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欲了解异文化的精致奥妙必须透过文学的翻译。再就翻译文学而言，文学的翻译在进入另一个文化之后，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论者早已普遍肯定佛经的翻译不但在内容上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在形式上也促成了白话文学的演化。再者，根据埃文—左哈（Itamar Even-Zohar）的复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翻译文学为译入语的文学史及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英人费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所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漠（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便是明证，而钦定本英文圣经（The King James Bible）的翻译与出版更在英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至于汉译佛经及清末的翻译文学也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此外，笔者也曾拈出对多元系统（Multisystem）的看法，指在今日跨语言、跨文化、跨疆界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更弹性、动态的方式来定位翻译文学，如华裔美国文学的中文翻译不但可以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史观中占有上述复系统之内的地位，也可分别置于汉语文学（此一文学包括了以往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文学，以及当今全球脉络下的华文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离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甚至美国文学的脉络（如果我们采纳LOWINUS [Languages of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一般以多语言的方式来重新省思美国文学与文化）。

再就经典文学而言，据说美国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戏谑地为经典下了如此的定义：“经典就是人们称赞却不阅读的书”（“A classic is a book which people praise and don't read.”）。我们不妨据此进一步推演：“经典——不管是不是翻译——就是人人自认知道，却未必真正认识的书。”因为笔者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发现，人人都读过或听说过《大小人国游记》或《格列佛游记》，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原书共有四部，而不是从小就读过、自认熟悉却被腰斩的《大小人国游记》。这个例子足以证明上述有关经典的说法虽似戏谑，却不无道理，也印证了笔者以往的论断：《格理弗游记》极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最著名而且流传最广的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