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经典·文学——以Gulliver's Travels为例

一、翻译与译者

（一）翻译/时空/上下

“翻译”一词意义繁复，基本上涉及空间、时间与彼此的比喻，而这些比喻本身就饶富意味，值得省思。笔者在上文《译者的角色》中便指出，就空间的比喻而言，英文的“translate”来自拉丁文的“translatus”，意指“转移、迁移、搬动、传递”，“强调的是空间的面向和越界的行动，仿佛具体的对象被带着跨越语言、文化、国族的疆界”（本书第4页）。至于能不能在另一个语言、文化、国族的脉络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则要看它能不能克服“水土不服”。而会不会产生“橘逾淮而为枳”的现象，也有待观察。

就时间的比喻而言，巴斯内特和特里维迪（S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1999:9）指出，梵文里的“anuvad”意指：“在……之后说或再说，借由解释而重复，以确证或实例来做解释性的重复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来指涉已经说过的任何事”，“强调的是时间的面向（尤其是‘延迟’‘后到’[belatedness]）和解释、重复之意”（本书第4页）。笔者并根据英文“after”一字的两种意思（“在……之后”和“依照……方式”）指出，“‘to say after’便意味着此行动在时间上是‘后来的’‘延迟的’，在方式上则是‘学舌’‘依样画葫芦’”（本书第4页脚释5）。至于延迟多久？逼近“原本”或“原文”的程度如何？也值得分析。

以上两者似乎偏向于负面的意义，例如前者的被动、逾越，而在逾越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如水桶倒水般的“递减效应”、嚼饭与人般的“残渣现象”，或在异地长出不同于“原种”的“异物”“怪胎”，都值得考量。后者则一方面明指时序上的落后，另一方面暗示有如鹦鹉学舌般的重复与模仿（及可能失真），缺乏创见与新意。

笔者也引证了中国的文献，指出自周朝起便有关于翻译的记录，如《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郑玄注，1965：11）而汉朝的许慎（1965：22）在《说文解字》中更把“译”字由原先专事北方的通译扩大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笔者并进一步指出，这类说法除了明指“语言的传达”之外，更暗示了区别、高下之意，如“我们/他们，中心/边缘（中土/四方），文明/野蛮（华夏/蛮夷）”等（本书第4页）。换言之，其中隐含了华夏的文化优越感，而且此一现象不限于单纯的语言行为，也暗含了自我权力的拓展以及对方可能的排斥、敌视与抗拒——虽然说翻译的行为本身主要是为了沟通与了解。

（二）译者：舌人？逆者？

Gulliver's Travels（以下缩写为GT）第三部第九章提到主角来到拉格那格岛（Luggnagg），觐见国王。由于双方言语不通，主角格理弗（Lemuel Gulliver）就“照别人教我的回答：‘佛路佛特德林亚雷里克都敦帕拉斯查德莫普拉喜’，就是表示：‘我的舌头在朋友的口中’（“My Tongue is in the Mouth of my Friend”），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我请求带我的口译”（Swift，1986:198）。此处对于口译采取的是很物质化/肉体化的说法，而且在上下文中别有深意，因为主角先前提到有信差赶在他之前：

向国王禀报我到来，并请求陛下赐下日子和时辰，让我有幸“舔舐国王脚凳前的灰尘”。这是宫廷的说法，而我发现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抵达两天后获准觐见，被命令匍匐前进，并且一路舔舐地板；但有鉴于我是外地人，他们特意清理地板，让灰尘不至那么令人作呕。然而，只有最高层的人士求见时才享有这种特殊的恩宠。（Swift, 1986:196）

如果朝中有人对觐见者不满，会故意在地板上撒灰尘，让此人灰头土脸，满口尘埃，不利于与国王交谈，甚至触怒国王，而有丧命之虞。国王有意处死某人时，则令侍臣在地板上撒毒粉，舔舐地板的臣子在24小时内便一命呜呼。不难想见，在如此高压统治、朝不保夕的国度中，若是口译出现任何差池，很可能危及主角的性命。换言之，主角的性命系于口译身上，或者该说，“舌头上”。

巧合的是，以“我的舌头在朋友的口中”作为“口译”的说法，在中文里也找得到相似的例子。《国语·周语》中说：“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其注指出：“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左丘明，1965：7—8）换言之，这里依然存在着华夏/戎狄的自/他、内/外、文明/野蛮之分，而“舌人”或“口译”则职司居中传递信息。可以想见，一般人并不通晓两种语言，因此无法判断舌人是否善尽职责，忠实传达。

对译者怀疑最深且流传最广的说法之一，便是意大利的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Translators, traitors”，“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由于译者处于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联想使得完全对等（total equivalence）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在居中传达时势必有所增减，而导致“添加之罪”或“省略之罪”，往往更是“两罪并发”。这是每位译者无法幸免的宿命，任何人只要有心，小到一字一词，大到通篇大意，总找得到批评之处，甚至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解构批评有关意义的散播（dissemination）之观点，即使在同一语言中，原意都渺不可溯，更何况是跨语言的传递。因此，尽管我们不完全接受解构批评的看法，但在翻译之中即使“有罪”也往往是“必要之恶”或“非‘译’之罪”。若为了企盼、奢想完美的翻译而踟蹰不前，必然一事无成。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文学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著名翻译论者斯坦纳（George Steiner）和翻译家庞提耶若（Giovanni Pontiero）都采取类似的看法。依笔者之见，比较务实的做法就是一边从事翻译，一边剖析即使是“叛逆”，也要了解是何种“叛逆”，为何及如何“叛逆”，其有利和不利的内、外在条件，以及所产生的效应等。其实，翻译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运作、操弄和戏耍的空间，而翻译和译者也非一般想象的那么单纯：翻译绝不只是单纯的搬运、转移，“后来再说”，而译者和舌人也绝不只是单纯的鹦鹉学舌、亦步亦趋，或者违逆不忠、表里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