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节安排

“大礼议”发起时间基本上没有争议，皆以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崩逝为始。但“大礼议”的结束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至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⁶⁵⁾二是止于嘉靖七年七月，《明伦大典》修成；⁽⁶⁶⁾三是止于嘉靖十七年九月，献皇帝称睿宗、祔太庙。⁽⁶⁷⁾本书拟将“大礼议”的结束时间，延长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献皇帝正式升祔太庙为止，并论及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各朝是否祧迁献皇帝的争论，以了解“大礼议”的影响层面。

本书之所以延长研究时限，乃因在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后，“大礼”衍生的争论仍进行着，几乎贯穿嘉靖一朝。例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为了讨论改迁显陵与否⁽⁶⁸⁾，嘉靖皇帝下令群臣集议，引发首辅权力的消长。又如，北京九间太庙焚毁，于是再度更改庙制，推翻嘉靖十一年（1532）议定的“都宫别殿”制（每神主各立一庙）。从上述两事件来看，嘉靖十七年之后，嘉靖朝堂仍因改迁陵墓、太庙庙制及庙位昭穆等事，再掀波澜。因此，唯有延长研究时限，并兼顾隆庆朝至崇祯朝君臣对献皇帝祔庙的争论，始能完整地观察“大礼议”、名分礼秩、皇权重塑三者间的关系，也能了解“大礼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体系。历时二十四年的“大礼议”，争论的主线有二：一是“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之争，二是兴献王朱祐杬能否升祔太庙之争。

第一条主线的时限，从正德十六年嘉靖皇帝即位开始，直到嘉靖三年将兴献王尊称正式更定为“献皇帝”为止。过去学界对“大礼议”的原因、过程及结果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因而第一章不再赘述，仅作背景讨论，着重较少论及的“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之争。第一章欲讨论的问题是：议礼双方各持的论点为何？议礼双方频频引用的《皇明祖训》与《武宗遗诏》有何法理地位？议礼双方如何证明嘉靖皇帝继位的正当性？议礼双方如何论证兴献王尊号的合宜性？希望借由上述问题的提出，说明“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的礼学根据、现实差异及其理论体系。

第二条主线的时限，从嘉靖四年（1525）何渊提出“立世室”之议开始，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正式将兴献王神主升祔太庙为止。第二章和第三章则着眼于兴献王身份的转变，分别讨论“人情论”理论体系、《明伦大典》的编纂意义，以及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换言之，第二章欲讨论的问题是：《明伦大典》如何能合理化“大礼议”及左顺门事件？《明伦大典》如何重新诠释议礼双方的论点？《明伦大典》是否影响明清史家对“大礼议”的评价？第三章欲讨论的问题是：嘉靖皇帝如何借国家礼制的更定，逐步确定皇权至上的诠释体系？内阁和官僚体系又有何抉择？希望借由上述问题的提出，了解经典诠释的运作意义及名分礼秩之于皇权的重要性。第四章则总结前三章的讨论，分别从皇帝、内阁及官僚体系三方面，试图厘清嘉靖朝的权力结构、君臣关系及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名分礼秩与皇权正当性的内在脉络。⁽⁶⁹⁾

除去绪论与结论，本书按照两条主线的设计，分为四章，并依照时间顺序，以嘉靖朝的政治生态作为论述的主线，分析“大礼议”背后的人事纠纷和权力变化。各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与思想意识形态，则夹为论述。本书的焦点将集中在“权力、礼制与政治文化”，探讨“礼”与“政”的关系，说明名分与皇权的关系，实为一体两面，以了解名分礼秩之于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性。

第一章叙述“大礼议”的演变过程、礼仪争论及政治冲突。着重说明议礼双方对“大礼”的主张，并探讨左顺门事件后的人事分配和权力重组，以了解“大礼议”如何影响嘉靖初年的政治发展。

第二章叙述从《献皇帝实录》到《明伦大典》的颁布过程、内容解释及其文化影响。着重四项主题：《献皇帝实录》与《明伦大典》的政治意义，“人情论”理论体系的建构，官方掌握话语权力的重要性，以及皇权与经典诠释的关系。通过《明伦大典》对名分礼秩的讨论，观察嘉靖君臣如何调整天理与人情的冲突，以强化“大礼议”的正当性。并依据本书附录二《大礼议编年表》的考订，讨论明清史家对“大礼议”评价的变化因素，以证明《明伦大典》的文化影响。

第三章叙述嘉靖朝的礼制更定。着重于嘉靖朝更定国家礼制的过程、礼制更定的象征意义，以及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通过嘉靖君臣的讨论内容，厘清各项礼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论证“大礼议”破坏了名分礼秩的基础，使皇权流于私化，进而破坏了嘉靖朝堂原有的权力分配原则。

第四章探讨“大礼议”的政治文化意义。一是强调身份原则的重要性，讨论“忠”伦理之真意，以了解皇权的正当性基础，实来自名分礼秩的合理安排。二是观察嘉靖朝政治生态，探讨“人在制度中的身份”，分别从皇帝、内阁与言官三方面，论述嘉靖朝的君臣关系、内阁首辅权力扩张的前因后果及内阁与言官屡有对立的结构性因素。

附录一为明代诸帝世系表。以表格和图片的方式，整理明代诸帝姓名、生卒年、庙号、在位大事及君统与宗统转变的情形。

附录二为“大礼议”纪年史事的考证。以七部史书为据，按时间排列各大事件，并考订时间、人名及史事真伪，以厘清“大礼议”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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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礼议”的时限是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武宗皇帝驾崩，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兴献王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庙为止。“大礼议”时限是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1524）七月左顺门事件为止，即“大礼议”事件的第一阶段。

(2) 朱祐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1447—1487）的第四子。成化皇帝宠爱朱祐杬，册封其为兴王，但基于明朝采取“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故由朱见深第三子朱祐樘继承皇位，即明孝宗弘治皇帝（1470—1505）。兴王朱祐杬在正德十四年薨逝，赐谥号“献”，故称兴献王。

(3)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96《张璁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178页。

(4) 罗森邦（Walter A. Rosenbaum）著，陈鸿瑜译：《政治文化》，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2页。

(5) 张孚敬：《太师张文忠公集》奏疏卷3《再议》，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7册，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据湖北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张汝纪等刻增修本影印，第19页b。

(6)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7) 吴晗：《记〈明实录〉》，收入氏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6—325、350—354页；李晋华：《关于明实录问题材料汇辑》，《大陆杂志》第43卷第3期，第41—57页；谢贵安：《〈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108—113页；张居正等修：《明世宗实录》，收入《明实录》第70—91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影印，1966年，据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影印，红格钞本所缺则据别本补。嘉靖七年（1528）六月辛丑朔，第1页a；杨一清等奉敕撰：《明伦大典》，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据明嘉靖七年内府刊本微卷影印，此版本曾遭毁损，或有缺页，或字体不明，或有挂漏，特以注明。

(8)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收入《明清史料汇编初集》第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该书记录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阁臣事迹，叙述详细，为了解嘉靖以降政局变迁之重要著作。

(9) 李贽：《续藏书》，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影印本。该书专录万历前的人物，按作者观点分为14类，人物描写详细，值得参考。

(1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该书以万历朝史事为主，记载多元，材料丰富，史料价值高。

(11) 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12)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台湾国风出版社，1965年，据台湾“中央图书馆”珍藏万历徐氏家刊本影印。该书详载嘉靖一朝政治、人物，兼记作者论赞，以补正史之不足。

(13) 沈朝阳：《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据明万历二十七年江东沈氏原刊本影印。详载嘉靖、隆庆二朝政治、人物，兼记作者论赞，以补正史之不足。

(14) 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台湾“中央图书院”藏本。支大纶（1534—1604）史德有损，常借撰史勒索他人钱财，或借褒贬逞其私怨，参考价值不高，后代学者多不采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私史》，第631页。

(15) 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明崇祯六年刻本。又名《五陵注略》，为编年体史书。书中多有论断，以明得失。惜取材邸报，搜辑未广。

(16) 黄景昉：《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麓原林氏鉴堂汇钞本。分记各朝人物及闽事，节录国史旧文，对嘉靖、隆庆以来的社会经济与民情风俗研究，颇有价值。

(17) 谈迁：《国榷附北游录》，台湾鼎文书局，1978年，影印本。谈迁（1594—1658）遍搜当时的邸报、公文、方志及遗民著述，取其可信者加载，保存大量的明代史料，为他书莫及。惜叙事简略，前后失于照应，为其不足之处。

(18) 夏燮：《明通鉴》，岳麓书社，1999年。《明通鉴》按年记录，费时二十年，广采野史数百种，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反映了明代典章制度、政治、手工商业、赋税、盐政、漕运等各方面发展情况。惜叙事庞杂，略有失真，为其不足之处。

(19) 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台湾国联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64年，据明崇祯间平露堂刊本影印。总结明代经世奏疏、尺牍、杂文，涉及礼仪、宗室、谏诤等方面，史料价值甚高。

(20) 张孚敬：《谕对录》，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7册，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明万历三十七年蒋光彦等宝纶楼刻本影印。为嘉靖皇帝与张璁之奏对。使用《谕对录》时，须先对照事件背景，不能只看内容就判定对错，否则易被文句误导或误判史料。

(21) 永瑢等撰：《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史部·明史纪事本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据万有文库版本印行，第1083页。

(22) 李光璧：《谷氏明史纪事本末探原》，《中和月刊》第3卷第12期，第34—50页；赵铁寒：《关于〈明史纪事本末〉的一段公案—〈明史纪事本末〉跟张岱、谈迁、徐倬、陆圻等人关系的初步整理》,《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1期，第1页；陈锦忠：《〈明史纪事本末〉之作者与史源》，《史原》第5期；后又收入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台湾大立出版社，1982年，第517—544页；邱炫煜：《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新诠》，《简牍学报》第15期，第235—257页。

(23) 杜淑芬：《〈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校读》，《明代研究》第8期，第125—167页。

(24) 何淑宜：《皇权与礼制：明嘉靖朝的郊祀礼改革》，《中央史论（韩国）》第22期，第1—24页。

(25) 《明史》卷18《世宗本纪二》，第250页。

(26) 关于明史研究之著作与著述，详见李小林：《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张琏：《近三十年海外明史研究学术期刊概介》，《明代研究通讯》第1期，第15—28页；吴智和：《二十世纪台湾明史研究回顾介述》，《明史研究专刊》第14期，第285—354页。

(27)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怀效锋：《明清法制初探》，法律出版社，1998年；沟口雄三著，陈耀文译：《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小岛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ゐ礼の言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冈田武彦著，吴光、钱明、屠承先译：《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 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山八郎：《明清史論集》，汲古书院，1995年；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小岛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ゐ礼の言説》；楠本正继：《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广池学园出版部，1985年（该书另有中译本《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连凡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沟口雄三著，陈耀文译：《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荒木见悟：《明清思想論考》，研文出版，1992年；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湾“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张琏：《从“大礼议”看明代中叶儒学思潮的转向》，《明清史集刊》第3期，第51—68页。

(29)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30)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31) 张治安：《明代嘉靖初年的议礼与党争》，台北“国科会”补助论文，1972年。

(32) Carney Thomas Fisher, 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Ann Arbor: UMI, 1977.

(33) 朱鸿：《“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的政治》，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78年，第2页。朱鸿指出濮议派人士之间多有地缘、科举同年及师生的关系。考献派结合的因素有三：考献派人士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久蓄夺权心理以及对“大礼”有共同主张。

(34)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5) 刘祥学：《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2期，第122—128页。

(36) 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胡吉勋：《威柄在御：明嘉靖初年的皇权、经世与政争》，中华书局，2021年，第2—3页。

(37) 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九州出版社，2021年。

(38) 郑克晟、傅同钦：《王阳明与嘉靖朝政治》，《明史研究专刊》第11期，第19—39页；朱鸿：《“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的政治》，第161、163、166、167、173页；孟广军：《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北方论丛》1995年第3期，第91—93页；陈超：《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38—42页。

(39) 中山八郎：《明清史論集》，第85—153页；张琏：《从“大礼议”看明代中叶儒学思潮的转向》，第51—68页。

(40) 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新中华》第12卷第7期，第97—102页；邓志峰：《“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第97—103页；郑克晟、傅同钦：《王阳明与嘉靖朝政治》，第19—39页。嘉靖朝打压阳明学的例子可见《明世宗实录》卷98，嘉靖八年（1529）二月甲戌，第7页a—7页b；《明世宗实录》卷218，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辛卯，第13页a。

(41) Carney Thomas Fisher, 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p.349；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第33—55页。

(42) 牟复礼、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9、497页；万揆一：《“议大礼”与杨升庵》，《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52—53页。杨慎（1488—1559）乃杨廷和之子，为明代大儒，著述甚多，在诸经皆有专著，学界推为清代考据学之远源。关于杨慎的学术，可见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3) 与田澍有相似观点者，亦有不少。罗辉映：《论明代“大礼议”》，《明史研究论丛》1985年第3期，第167—188页；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第48—62页；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7—172页；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第7—15页；张立文：《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4期，第12—19页。此外，张显清指出权臣严嵩正是借着附和嘉靖皇帝一连串的制礼活动，得以平步青云而专擅朝政多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第26—77页。

(44)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4, 14, 75-79,113-129。该说影响美国与中国的行为主义学者们甚大，在历史学界却是毁誉各半，其论点不但常被思想史家质疑，甚至被视为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之一。

(45) 墨子刻著，颜世安等译：《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29—31、155—178页。

(46) S. N. 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47)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48) 黄俊杰、蔡明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试论》，《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16期，第1—43页。

(49)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941、942、946—948页。

(50) 关于儒家与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研究，参看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杜奎英：《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台湾政大出版社，1963年；林素英：《古代祭礼中之政教观—以〈礼记〉成书前为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Belknap Press, 1985；黄俊杰、龚韵蘅：《〈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特质〉学术座谈会记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2期，第251—266页；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儒家诠释学刍议》，《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3期，第69—99页；黄俊杰：《从儒家经典诠释史观点论解经者的 “历史性”及其相关问题》，《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第1—28页；魏伟森：《一个被忽略学者所留下之不可磨灭印记：汉学诠释学之重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9期，第131—152页。

(51) 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第8页。

(52) 甘怀真：《中国古代君臣间的敬礼及其经典诠释》，《台大历史学报》第31期，第45页。

(53) 当代文学批评的用语常使用“文本”一词。“文本”的普遍解释为“书写或口语的说明整体，它具有一种特有的一致性与凝聚力”。本书对“文本”的解释，采取“交互文本性”，意指“在一种文本中，借由抄袭、引述、影射、不同诠释，而将另一种文本再次占据”。尚·勒狄克（Jean Leduc）著，林铮译：《史家与时间》，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54) 甘怀真：《“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新史学》第13卷第2期，第1页。

(55) 黄进兴：《毁像与圣师祭》，《大陆杂志》第99卷第5期，第1—8页；黄进兴：《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卷第4期，第917—941页；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第86卷第5期，第8—34页；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第5卷第2期，第1—82页。

(56) 黄进兴：《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谈起》，第924页。

(57) 王汎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新史学》第6卷第4期，第1—19页。

(58) 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第33—55页。

(59) 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7期，第419页。

(60) 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第381—426页。

(61) 小岛毅：《郊祀制度の変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8期，第123—219页。小岛毅指出自宋代以后，理学盛行，强调天人关系，相对地降低太庙在国家祭礼中的地位，郊祀制度不再附于太庙祭典，反而成为正式的国家祭典。直到嘉靖年间，阳明学兴起，使“天理”的“理”发生质变，郊祀制度转为天地分祭，更加提高了天的地位。到了清代，天的意义已经转为抽象的祭祀对象，使皇帝身兼天子的政治象征越来越薄弱，天的身份转化成至高无上的真理代表者。

(62) 王柏中：《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第141—146页。

(63) 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后正式出版为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本书引用赵书之处，采2006年版本。

(64) 萧慧媛：《明代的祖制争议》，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9年；吴智和：《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第20—29页。

(65) 陈捷先：《明清帝位继承制的因袭与创新》，《历史月刊》第116期，第59页；王汎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第5页。

(66) 张孚敬：《太师张文忠公集》奏疏卷3《进明伦大典初稿》，第19页b—20页b；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第48—62页。

(67) 朱鸿：《“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的政治》，第227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29—530页。

(68) 《明史》卷17《世宗本纪一》，第228—229页。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将“大礼议”时限拉至嘉靖二十九年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为止。笔者以为，至嘉靖二十九年的时限过长。原因有二：一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议礼仅为了确定庙制位次，无涉于其他；二是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时，庙制已由嘉靖皇帝钦定，至嘉靖二十九年祧仁宗议时，群臣缄口，莫敢相争。因此，嘉靖二十九年祧仁宗议，应定位为庙议的后续发展，而非主体事件。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第53—54页。

(69) 历来学界对正统的论述甚多，各家见解不同。本书中，“正当性”又可作为“正统性”使用，指的是统治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化与被统治者对统治权的认可。参考约翰·伍德（John Thomas Wood）著，苏敬如译：《权力》，台湾种籽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2页；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高湘泽、高全余译：《权力：它的形式、基础和作用》，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