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本书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明朝记载嘉靖朝政事的官方史书《明世宗实录》及与“大礼议”相关的奏疏汇编《明伦大典》。⁽⁷⁾值得注意的是，《明伦大典》可说是张璁等议礼众臣的一家之言，尽量避免片面采纳，以免被文本迷惑。为避免一叶蔽目、偏听偏信，本书兼采私人的书信文集，互相参照，以求客观。明清私人文集和笔记小说众多，多有时论，例如《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⁸⁾、《续藏书》⁽⁹⁾、《万历野获编》⁽¹⁰⁾，皆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士人对时政的批判。正德朝以降，以人物传记撰著为特色的私家史学发展迅速⁽¹¹⁾，有关嘉靖朝的私家史著亦是不少，例如《世庙识余录》⁽¹²⁾、《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¹³⁾、《皇明永陵编年信史》⁽¹⁴⁾、《嘉靖以来注略》⁽¹⁵⁾、《国史唯疑》⁽¹⁶⁾、《国榷》⁽¹⁷⁾及《明通鉴》⁽¹⁸⁾等，不仅能比对《明实录》，亦可补《明史》简略之不足。此外，嘉靖君臣往来的奏疏和书信也值得注意，例如《皇明经世文编》⁽¹⁹⁾、《谕对录》⁽²⁰⁾，借此得以了解嘉靖君臣的态度。

清人谷应泰（1620—1690）编成《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详略得中，首尾秩然，论理清楚，不但被《明史》引用，也被视为第一手史料，为近代学者利用，可谓研究“大礼议”的必备史料。⁽²¹⁾然而，通过台湾明史学会师生校读《明史纪事本末》的考证，可知《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庞杂，不能全然信之⁽²²⁾，于是笔者考据《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的多种史源，详举其问题于本书附录二《大礼议编年表》。为了提醒读者审慎利用《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略举几处错误：一是错置月份者，有20多处，实难辨别史事顺序。二是记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或叙述错误，无法厘清历史事实。三是人名失误，例如石珤（？—1528）错写“石瑶”，杨应奎误记为“杨应魁”（杨应魁实为永乐时人），李充嗣竟记为“李克嗣”，如此张冠李戴的错误，徒增研究者的困扰。⁽²³⁾此外，据何淑宜的考证，可知《明史纪事本末·更定祀典》多有漏载史事，或顺序混乱，或仪式错误，也让研究者难以理解嘉靖朝的礼制更定。⁽²⁴⁾为求史实之真，本书以《明世宗实录》为根本依据，不全引用《明史纪事本末》，以免有误。再参考奏章文集、官方政书、明清士人私撰史籍及笔记小说，比对《明世宗实录》，分析议礼双方各自对“大礼议”事件的诠释差异，了解儒家经典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参考清人毛奇龄（1623—1713）《辨定嘉靖大礼议》和段玉裁（1735—1815）《明史十二论·世宗论》，从礼学考证的角度，探索国家礼制的经典依据、历史沿革及文化象征，比对议礼双方的礼意论述，进一步检讨“大礼议”的理论根据，以及《明伦大典》建构的经典诠释。

明清两代的学者对“大礼议”评价不一，聚讼纷扰，各抒己见。从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明代学者似乎比清代学者委婉许多。这自然是害怕触犯君上忌讳，更重要的是，明代学者引用的史料大多采自官方有意诠释的《明伦大典》，以致对“大礼议”的历史评价偏向官方论点。自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一出，清代学者开始从礼学角度批评“大礼”实为非礼。尤其是《明史》多采用毛奇龄的论点，直视“大礼”实为嘉靖皇帝最大的政治过失，以致嘉靖一朝“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²⁵⁾民国以降的史学界对“大礼议”的看法，大多承袭《明史》的论点，尤以明清史专家孟森（1868—1938）的观点最为著名。孟森指出，“大礼议”是皇权与阁权冲突的政治事件，因而“大礼议”被归为政治史的研究范畴。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受到欧美史学的影响，不再热衷于明初的制度史或明末的党争研究，转而把研究重心放在明中叶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及江南士绅等议题。⁽²⁶⁾可惜，嘉靖朝史较少被学界关注，不只是论述嘉靖朝政局的专著不多，多数著作或将嘉靖朝视为万历朝改革的背景；⁽²⁷⁾或关心阳明学的发展，探讨明代中期的思想变化；⁽²⁸⁾或着眼于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赞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²⁹⁾

为厘清研究脉络的完整性，亦为说明学界前辈的奠基之功，本书针对“大礼议”事件、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的关系，以及嘉靖朝国家礼制变革等三个面向，将海内外学界的相关成果，概述如下。

（一）“大礼议”事件

明清史专家孟森首先注意到“大礼议”之于嘉靖朝政局的重要性，“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及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³⁰⁾然而，若以嘉靖皇帝欲崇敬本生父母的“私心自用”，似难以完全解释嘉靖君臣发起“大礼议”的动力，所以美国学者卡尼·托马斯·费希尔（Carney Thomas Fisher），日本学者中山八郎、小岛毅，以及中国学者张治安、朱鸿、怀效锋、田澍、赵克生、胡吉勋等人，各自分析“大礼议”背后的文化背景、嘉靖朝堂的权力冲突，以及嘉靖皇帝的心理特质，借以探讨嘉靖朝政局之变化。本书按其成果发表时间，概述这些成果的主要观点，并说明本书与这些成果的差异之处。

张治安《明代嘉靖初年的议礼与党争》一文，指出“大礼议”是嘉靖朝党争之先端，却因左顺门事件的刺激，让士人的政治表现趋于激烈，视“拂帝意”为气节之表现，以致后来不断出现违抗君命、好发议论、派系倾轧等现象，让明朝陷入内耗的窘境。⁽³¹⁾

费希尔的博士论文《明代的大礼议》（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是欧美学界对“大礼议”研究的首要之作。⁽³²⁾费希尔先针对汉代帝系争议的三件案例（西汉宣帝、哀帝与东汉光武帝）与宋代濮议案，分别讨论礼学理论的差异，再分析明代“大礼议”“七争”及其礼学根据，最后探讨王阳明的心学、道德与情欲的冲突及“大礼议”事件的关系，指出明中叶学术思想变化、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三方面实有紧密的互动作用。

朱鸿的硕士论文《“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的政治》以心理史学为研究方法，着重探讨嘉靖皇帝孝亲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再利用量化统计，分析濮议派与考献派两派人士的地缘、血缘及党派特性。⁽³³⁾最后指出“大礼议”压制了代表道统的杨廷和等人，代表治统的嘉靖皇帝因而能扩张皇权，使君主专制的势力达到顶峰，文官集团的道统意识却降到最低点，开党争之风气，使明中叶以降的政局日趋混乱。

上述这些成果的资料来源，多取自《明实录》《国榷》及《明史纪事本末》，而其讨论时限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的“大礼议”，焦点集中在事发过程、争议结果及权力变化，不仅建构“大礼议”的历史背景，也厘清议礼双方的人事纠葛，证明了“大礼议”对嘉靖朝政局的影响实不容小觑。尤其是朱鸿量化分析议礼双方背景，让后继者处理嘉靖初年的人事变动时，有极为便利的参考价值。

鉴于这些成果的优劣之处，若干学者也给出新的视角，提出“嘉靖革新”的观点，或利用新资料，使“大礼议”的来龙去脉更为清晰。例如，田澍的《嘉靖革新研究》试图推翻过去学界的定论，重新检讨“大礼议”的功过是非，并采用议礼诸臣张璁、桂萼（？—1531）等人的文集，给予张璁等人正面的评价，否定杨廷和等人的定策之功。同时，田澍更进一步地发展其业师蔡美彪教授的看法，指出张璁等人的政治革新，即代表新兴势力取代守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遂奠定了张居正（1525—1582）发起万历变法的基础。⁽³⁴⁾田澍立论大胆，观点新颖，著作颇丰，故成一家之言。不过，若干学者也指出《嘉靖革新研究》有几点问题，值得商榷。例如，《嘉靖革新研究》将正德朝的弊政全归咎于杨廷和一人，评价过于负面，似未能客观论证。又例，为了连接万历朝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脉络，《嘉靖革新研究》过分抬高嘉靖新政的价值，也刻意强调张璁、桂萼等人的革新性，忽视当时的人事纠葛和权力分配。再者，该书并未说明张璁等人制定新政策的前因后果，也未解释嘉靖革新究竟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造成何种影响，更忽略了议礼双方对“大礼”的礼学根据、诸人的思想脉络，以及“大礼议”隐含的政治文化意义，直视“大礼议”为嘉靖皇帝振兴皇权的斗争工具，让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叹。⁽³⁵⁾除了“嘉靖革新”的主张之外，胡吉勋考究嘉靖朝的人事变动，指出反对大礼者皆被入罪、流放、罢免，迎合者却步步高升，使皇权得以“威柄在御”。他也认可孟森的看法，认为嘉靖朝走向皇权专制的过程，实为明代国运转折的过程，并指出“大礼议”对士人治国理念产生了重大冲击，经世思想难以冲破皇权专制的牢笼。⁽³⁶⁾美国学者窦德士（John W.Dardess）用春、夏、秋、冬四季，比喻嘉靖皇帝漫长统治的四个阶段，也对应内阁首辅张璁、夏言（1482—1548）、严嵩（1480—1567）、徐阶（1503—1583）与嘉靖皇帝的互动，借以说明嘉靖皇帝个人心理、政局变化及社会的发展。⁽³⁷⁾

相较于专书，有关“大礼议”的专文研究相当丰硕。限于篇幅，兹列举其要者。其一，强调“大礼议”乃是皇权与阁权进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³⁸⁾其二，指出“大礼议”是程朱、陆王理论冲突之体现，反映明中叶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界重视私领域、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转折。⁽³⁹⁾其三，质疑阳明学普及化的说法，指出嘉靖朝廷打压阳明学发展的事实，较为强调国家权力介入学术界的专制层面。⁽⁴⁰⁾其四，议礼意念的歧异，引发君臣冲突。例如《剑桥中国明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负责撰写正德、嘉靖朝的美国学者盖杰民（James Geiss），便指出嘉靖君臣因礼仪观念的不同⁽⁴¹⁾，皇帝与首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官僚体系分裂，也使专制皇权再度复兴。此外，在议礼过程中，常常使用迂回辩论法，让当时的学者致力于研究语言学和文句分析，开启了清代的考古训诂之风。⁽⁴²⁾其五，如同前引田澍的论点，把“大礼议”置于明代社会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对“大礼议”的看法，重新检讨“大礼议”的历史评价。⁽⁴³⁾

（二）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学界有几种看法。例如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 Solomon）主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具有权威性格的政治文化模式，强调中国人有依赖性的社会取向，缺乏自我进取和自主判断的自信心。尤在道德方面，常听从权威者的指示，集体利益因而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⁴⁴⁾又例，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主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具有权威批判性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子刻受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共同价值论的影响，因而反对所罗门的行为理论，指出儒家思想中本有“道”“势”不兼容的政治论述，亦不乏行动上的实践，强调道德自主性常面临困境，屡与现实政治发生激烈冲突。⁽⁴⁵⁾相较于前二者的绝对评价，艾森斯塔得（Shmuel N. Eisenstadt）采取折中的多元论述，主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既有权威主义，亦有反权威的政治文化模式，并从各种政治群体的动态运作（政治系统）着眼，指出皇帝与儒家士大夫常有目标不同的紧张气氛，尤其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下，君臣双方不完全重视政治取向，更多时候强调从文化取向来进行政治改革。⁽⁴⁶⁾

本书着眼于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三者的看法，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思维的方法与政治行动的风格”⁽⁴⁷⁾，试图从名分礼秩的角度，观察“大礼议”如何影响嘉靖君臣的政治行动，说明“大礼”不只为了夺取实权，而是有其更深层的政治文化意义。为避免论述失焦，在这里先比较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之异同，以免产生语意或逻辑上的混淆。⁽⁴⁸⁾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研究取径，皆从文本去解释文化上的抽象概念。不过，两者却有不同的问题取向。政治思想史关切某时段里各个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解析。⁽⁴⁹⁾政治文化史用于探索某时期的政治价值观将如何控制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思维方式。换言之，政治思想史将抽象概念作为讨论对象，传统政治文化史则重视这些抽象概念如何反映到政治运作，尤其偏重当时人们重构文化概念的过程。因此，两者确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象及角度，不可混视之，否则容易产生与研究动机大相径庭的结论。

本书第二章将探讨《明伦大典》的修纂动议、内容解释及影响，其中不只是统合官方解释，更牵涉了经典诠释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经典诠释是什么？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之间又有何关系？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⁵⁰⁾可知儒家经典实为“政治论述”，并没有固定的内涵，使用者根据自身理念与现实需求，以其为思想基础，进而发展出一套“经典诠释”。例如，王健文指出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隐含着一套特殊的天人观与诠释系统。正是这套天人观和诠释系统，使国家社会里的每一成员都愿意相信，世事皆有合理安排，此即国家的正当性（legitimating）。⁽⁵¹⁾甘怀真同样指出“汉唐间的皇权努力借由儒家经典诠释以独占一些礼仪符号”。⁽⁵²⁾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士人们为了现实需要，常利用儒家经典，予以再诠释的空间⁽⁵³⁾，“礼”的概念因而不断地被诠释，也不断地产生质变，使经典诠释的话语权变得重要，善用者甚至可以动摇皇权的正当性基础。⁽⁵⁴⁾

黄进兴最早注意到政治权力、祭祀制度及儒家道统互为纠结的问题。⁽⁵⁵⁾在《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谈起》一文中，曾指出嘉靖九年的孔庙改制，不只是祀典改革，实隐含了“大礼议”“尊亲为上”的深意，使皇权得以宣传“治统至上”，成功地压制了士人的道统精神。⁽⁵⁶⁾此外，王汎森则考察丰坊（1492—1569后）与其伪作石经《大学》，探讨石经《大学》何以引起当时学术界重视，指出明中叶的思想界对程朱、陆王学派的争议有着高度的焦虑，实反映了当时存在着一股修正阳明学的思想潮流。⁽⁵⁷⁾

（三）明代国家礼制研究

本书第三章欲讨论嘉靖朝礼制更定的过程、权力交替及政治文化意义，有必要回顾明代礼制的相关研究。目前在明代礼俗文化的研究上，成果丰硕。关于国家礼制的课题，成果尚不足，但已有一些初步讨论，值得介绍。尤其是阎爱民指出“大礼议”乃因议礼双方对宗法伦理、皇帝制度及思想脉络的根本差异，证实明中叶以降的社会对宗法制度的看法，已偏向“重一本”的尊祖观念，因而构成了嘉靖朝更定礼制的思想背景。⁽⁵⁸⁾

关于嘉靖朝礼制改革的专论有四。

一是日本学者小岛毅的《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采纳中山八郎及费希尔的观点⁽⁵⁹⁾，分别考察天地、宗庙、孔子祀典及皇后先蚕礼四项仪式⁽⁶⁰⁾，指出嘉靖皇帝为证明政权的正当性，便以实践太祖遗志为由，又以朱子学信徒自居，试图借礼制改革，开创政治新局面。清代的国家礼制则继承了嘉靖朝礼制改革的精神，试图将地方社会的宗族制度包容于国家礼制体系之中，完成国家与社会的礼制一体化。

二是小岛毅的《郊祀制度の変遷》，着重历代郊祀制度的变迁，厘清礼学争议及其与宗庙制度的关系，试图展现历代郊祀制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脉络。⁽⁶¹⁾

三是王柏中的《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则介绍嘉靖朝宗庙制度的变化，指出嘉靖年间庙制变革的目的，即在变更君统，否定孝宗、武宗二帝的宗统地位。⁽⁶²⁾

四是赵克生的博士论文《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研究》，着重讨论嘉靖朝祭礼改制的过程，尤其就祭礼制度有相当清楚的介绍。⁽⁶³⁾此外，赵克生也质疑黄进兴的论点，指出孔庙改制不只是皇权扩张的现象，实与儒学发展脉络的变化有关，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上述四文偏重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多视国家礼制为皇权的工具，未顾及嘉靖朝国家礼制变革的礼学根据、权力交替及政治文化意义。此外，在“大礼议”及礼制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洪武皇帝朱元璋（1328—1398）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实有举足轻重的政治效应。萧慧媛的硕士论文《明代的祖制争议》指出，“祖制”本是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不愿遵守“祖制”的明朝皇帝，往往重新诠释“祖制”，使《皇明祖训》渐离原意，后来的历任皇帝也任意解释，不再受到“祖制”束缚，政局逐渐大坏。⁽⁶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