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学界研究概述

中国学界针对《古史纪年》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古史纪年》中古罗斯民族起源、其所蕴含的各类俄罗斯文化现象等层面。目前《古史纪年》的汉语译本有3部，即《往年纪事译注》（王钺，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王松亭译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往年纪事》（拉夫连季编，朱寰、胡敦伟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一）中国学界对《古史纪年》的译介情况

曹靖华在其主编的《俄苏文学史》（1992）一书中，在第一章“古代文学”部分对《古史纪年》进行了简要介绍。曹靖华认为，作为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俄罗斯编年史，《古史纪年》又译作“俄罗斯编年叙史”，其开头部分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自852年项之后开启了较为贴近史实的史料记载。《古史纪年》充满古罗斯民族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制造内讧的诸侯之谴责，以及对祖国统一的热切向往，表达了古罗斯人的世界观、民族观；《古史纪年》囊括了历史纪实、故事、传奇、传记等诸多文学形式，是古代俄罗斯乃至中世纪欧洲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文献。

杨隽的学术论文《〈古史纪年〉汉译本简评》（1995）对《古史纪年》汉译本的三个构成部分、其记载年项的时间跨度以及其文本所被增补的内容（如945年项下的记载、莫诺马赫的《训诫书》等）进行了介绍与论述。杨隽认为，《古史纪年》涉及古罗斯政治、经济、语言、文学、军事、地理、民俗、国际关系等层面，堪称古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王松亭在学术论文《俄〈古史纪年〉汉译本简介》（1995）中亦对《古史纪年》的成书过程、作者及其所呈现的历史图景进行了简要介绍。

（二）中国学界对《古史纪年》起源说研究概述

李铁匠的学术论文《从拉夫连季〈当代记事〉看罗斯的起源》（1980）以《拉夫连季编年史》为研究蓝本，对古罗斯的起源问题展开研究。李铁匠从世界史学界对罗斯起源的争议、最初的罗斯国家之含义、“罗斯”一词的历史演变、苏联时期的伪罗斯起源说等问题出发，列举了世界史学界关于罗斯起源的不同观点，分析了“罗斯”一词在《当代记事》中作为部落名称、地名、部落以及国家的意义而出现的衍变历程，指出最初的罗斯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支；李铁匠认为，随着《当代记事》所记载的古罗斯国家之建立过程，“罗斯国家”“罗斯人”这些词所涵盖的意义范围是逐渐扩大的。

张爱平的学术论文《从〈往年纪事〉看古罗斯国家的起源》（1991），借助一系列史料记载，对《往年纪事》文本6370（862）年项下关于罗斯建国内容的叙事、其文本所载罗斯国家的起源形式及不同民族展开研究。张爱平认为，不应将罗斯人与瓦良格人、诺曼人、瑞典人等概念混同起来，罗斯人实际上是隶属瓦良格人的一个支脉；基辅罗斯并非东斯拉夫人自然发展而成的社会产物，而是由罗斯人与东斯拉夫人所共同形成的；而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考察，应置于北欧“海盗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

王丹的学术论文《对斯拉夫人发源地推论的分析》（2001）以《古史纪年》为主要参照文本，对世界史学界研究斯拉夫人发源地的三个阶段（即以《圣经》史学思想为基础、受拜占庭史学传统影响的12—19世纪初阶段；受启蒙思想推动、以浪漫主义兴起为背景的19—20世纪初古斯拉夫文献考证阶段；20世纪初至今受新史学思想影响，综合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民俗学等研究成果阶段）之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王丹认为，对斯拉夫人发源地问题的探讨与解决，还应依靠多学科研究的共同推动来完成。

（三）中国学界对《古史纪年》历史学研究概述

劳作的学术论文《读史记要——记古代罗斯在公元9世纪内几个以“2”结尾的年份》（2007）对《古史纪年》所载6320（812）年、6360（852）年、6390（882）年项下“罗斯”一词正式出现、留里克大公即位、定都基辅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对基辅罗斯历史的起始、终止问题进行了探讨。劳作认为，在探讨基辅罗斯终止日期等问题时，应考虑因基辅公国的建立导致的基辅罗斯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其曾沦为强大邻国之“附庸国”等历史背景因素。

国春雷的学术论文《对“罗斯受洗”时间的争论》（2010）以《古史纪年》记载为参照蓝本，对“罗斯受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正发生时间进行考证。国春雷列举了世界史学界对“罗斯受洗”事件提出的三个时间——公元988年、989年和990年分别进行了分析，在世界各国学者（包括В. Г. 瓦西里耶夫斯基、东方学专家B. P. 罗森、11世纪阿拉伯作家叶海亚、А. Ю. 卡尔波夫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天文学史中“火柱”[4]的真正出现时间为定位与时间参照点，以《古史纪年》与他国历史所载该天文现象的时间、“罗斯受洗”事件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发生顺序为依照，对赫尔松城被罗斯人攻陷、“罗斯受洗”事件发生的真正时间进行了论证。国春雷指出，目前俄罗斯学界、宗教界及官方政府对“罗斯受洗”事件发生的真正时间依旧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尚无法确认“罗斯受洗”前后事件的发生顺序，该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新史料及新研究方法的发现与突破。

马骊的学术论文《“俄罗斯编年史”历史价值的探讨》（2012）对俄罗斯编年史的编纂起始点、其重要历史价值、俄罗斯学界对编年史的研究历程等进行了细致梳理。马骊以《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等古罗斯文献文本为例，对俄罗斯编年史的研究方法、文本重建与修复等问题进行了列举与论述。

胡朝霞的学术论文《扭曲的历史——话语视角中的〈往年纪事〉》（2012）运用米歇尔·福柯的历史观与权力观理论，从《往年纪事》的民族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及性别意识形态出发，探究《往年纪事》作者的历史叙事策略。胡朝霞认为，《往年纪事》的作者通过对罗斯同其他民族（包括希腊人、保加尔人、突厥游牧部落及更边缘民族）生活习俗的对比，以及对罗斯英雄（包括奥列格、伊戈尔、奥莉加等）的列举，凸显了罗斯民族的神圣与文明。

（四）中国学界对《古史纪年》所蕴含俄罗斯文化因素的研究概述

谢春艳的学术论文《从〈古史纪年〉看俄罗斯文化与文学》（2005）从《古史纪年》所体现的文学、宗教、民族精神、人物形象等层面出发，对《古史纪年》的“壁画式”写作手法，其文本所反映的古罗斯时期基督教、多神教双重宗教共存的信仰状况，其所体现的俄罗斯民族尚武精神，以及《古史纪年》中唯一的女性人物奥莉加等内容进行了探讨。谢春艳认为，《古史纪年》是许多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源头所在。

皮野的学术论文《基辅洞窟修道院在俄罗斯文化史中的意义与价值》（2012）以《往年纪事》所载有关基辅洞窟修道院的文本叙事为研究中心，结合其他史料记载，探讨基辅洞窟修道院和《往年纪事》在整个俄罗斯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皮野认为，《往年纪事》作为现存最古老的俄罗斯编年史，是了解古罗斯文化的重要窗口；而基辅洞窟修道院的细枝末节，也已然生发为重要的俄罗斯文化现象，成为关涉古罗斯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学、绘画、建筑、造型艺术乃至图书发行等层面的根系庞大、语义充盈的文化系统。

郭小丽的学术论文《俄罗斯认同中“我-他”身份构建的历史流变》（2013）以《古史纪年》等古罗斯文献为研究基础，探讨俄罗斯不断在各类神话文本中寻求民族归属的文化认同历程。郭小丽认为，《古史纪年》等古罗斯文献反映了古罗斯人自我认知的历程，记载了古罗斯人对“罗斯受洗”事件的认知；《古史纪年》的编纂者不仅以使徒安德烈的故事刻意回避了罗斯基督教源自拜占庭的事实，反而强调罗斯信仰来自上帝本身的思想，这不仅是古代俄罗斯人通过他者文化完善自身及对自身的认知，也是在与他者的交流过程中以希望的幻想所构建出的强大自信。

此外，纪明的学术论文《〈古史纪年〉中女性形象探析》（2015）对《古史纪年》中的女性形象（包括蕾别季、奥莉加、玛卢莎、罗戈涅达、安娜、玛利亚、叶夫普拉克西娅、卡捷琳娜、杨卡、普列德斯拉芙娜等）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认为其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基督徒形象（其中包括奥莉加、安娜、玛利亚、叶夫普拉克西娅、卡捷琳娜、杨卡、普列德斯拉芙娜等）、睿智统治者形象（奥莉加）、母亲形象（奥莉加）、纯粹陪衬形象（包括玛利亚、玛卢莎、罗戈涅达等）。纪明认为，能够列入《古史纪年》记载的女性形象至少需符合两个条件：属于贵族阶级，并且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于《古史纪年》记载中女性形象数量明显少于男性形象的现象，纪明认为，该现象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编纂者对于所记载形象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以基督教文化为记载背景的《古史纪年》是倾向于对男性展开编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