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地与人民

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穿越云层盘旋下降。空乘人员宣布飞机即将着陆，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同往常一样，机舱里座无虚席。这些乘客中有从海外工作或度假归来的埃及人，有商务人士，还有大量的游客。然而，无论是在埃及长期居住的人，还是初次到此访问的游客，座位靠窗的乘客都在鸟瞰陆地的风景。他们想尽可能地看到这个传说中的城市和城市里不可思议的古迹。乘客们一开始只能看到沙丘，但是，此次航班很幸运，由于气流的原因，飞机必须飞过吉萨金字塔群。当此历史遗迹映入眼帘时，整个机舱的乘客们开始欢呼、尖叫、低声轻喃。那些曾经去过埃及的乘客知道，从飞机上的视角看这些建筑，远远无法与首次在地面上看到这些建筑所带给人的冲击与震撼相比拟。然而，纵使在3 000英尺^[1]的高度俯瞰这个金字塔群，它们的雄伟壮观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即便那些久居开罗的乘客的心中也涌现了一个谜团：5 000多年前的人是如何建造出如此宏伟的墓地的？关于古埃及的思绪飘浮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从机场驱车进入市中心的路上，沿途会经过埃及军队举行盛大阅兵的大道。在开罗的某个路段，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宏伟壮丽的墓地映入眼帘。即使是那些不谙世事的游客，也不禁会想起吉萨金字塔群。吉萨金字塔群是埃及三位早期伟大法老的陵墓。如果游客了解埃及的历史，他们就会知道，开罗遍布这样的历史遗迹，以纪念那些大人物。埃及人几乎从人类定居尼罗河流域时就开始纪念他们最强大和最受尊敬的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埃及人颂扬这些统治者对人民和土地的贡献。理论上大致如此：墓地越大、越辉煌，代表着被纪念的统治者的任期越璀璨。

萨达特的墓地甚至与埃及的历史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墓地对面是军事检阅台，检阅台的中间有一把黑色的单人座椅。这是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在军事阅兵中被枪杀时所坐的椅子。那次阅兵是为了庆祝1973年10月埃及对以色列战争的胜利。我们如果还记得刺客哈立德·伊斯兰布利（Khaled al-Islambouli）在审判中所言“我已经杀死了法老”，那么就很可能感受到昔日埃及历史的重现。埃及近期三位统治者（贾迈勒·阿布德·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胡斯尼·穆巴拉克）经常被比作法老或其他埃及早期的统治者。尤其是萨达特，他试图将自己及自己的行为与埃及的法老统治时期联系起来。他高举权杖，就像法老紧握生命之钥。萨达特也会在重大仪式上身着有王家气派的华服。一位当代观察者将这些新的统治者称为埃及的新马穆鲁克。

许多观察者强调几千年来埃及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强调埃及的本质是不变的。他们认为，埃及的气候、地理环境和尼罗河永恒的规律——夏季洪水泛滥，都赋予了这片土地跨越时空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人类智慧无法改变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埃及东西两侧被沙漠所环绕，北临地中海，南面是汹涌的尼罗河急流（瀑布）。因此，埃及的居民只能挤在尼罗河提供给他们的一小片可耕种的土地上居住。即使最杰出的科学家也很难改变这种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人们对这一小片土地的依赖。

然而，变化也是埃及悠久历史中的显著特征。时代的更迭显而易见。持续了近三千年的古埃及文化，最终屈服于希腊和罗马的征服。埃及人的古老语言逐渐被废弃。许多古代的伟大遗迹要么被沙子覆盖，要么被拆除，而拆除掉的材料转用于别处。接着，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多神教文化让位于基督教，其后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创造了新的语言。其实伊斯兰教也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一位穆斯林征服者接替了另一位。显赫的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君主让位于阿尤布王朝，然后是马穆鲁克，最后是奥斯曼人。接着是一系列外国征服者的闯入：首先是法国人，紧接着是土耳其—切尔克斯人的统治者（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插曲），后来便是英国人。尽管当代人将埃及的现代政权与法老时代和马穆鲁克王朝相提并论，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埃及的统治者们都以他们的埃及身份而自豪，并声称他们是自法老时代以来第一批土生土长的领导人。

事实上，变化和延续性是埃及悠久历史的标志。这两个主题对于埃及历史至关重要。很少有国家像埃及一样，有如此多的关于过去的文字记载。但是，对埃及进行全面概述的书却又十分缺乏，急需填补这个空白。游客们热切地寻找一本能够引导他们理解这个国家丰富历史的通用指南——这本指南会以一种易于理解的叙述方式，帮助游客们了解这个国家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学者和专家们也渴望有一部可以囊括他们不擅长的历史时期的著作。遗憾的是这样的书少之又少。虽然指南类图书很多，但这些书仅专注于特定的某些时期和特定的某些区域，它们中的大部分缺乏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这个领域的研究之所以薄弱，其原因并不难理解。就很多方面而言，埃及的历史十分丰富，它拥有太多特殊的历史时期。研究每个时期都有其语言的、民族志的和文献上的要求，都需要阅读海量高度专业化且复杂难懂的历史文献。因此，埃及学家发现很难与研究现代埃及的学者进行交流。希腊罗马学家与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研究的是同一地理实体和同一种族语言群体，因此，他们之间有许多共识。然而，由于他们所受的语言训练和历史训练不同，他们又常常分道扬镳。

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埃及改变了多少，又有多少是保持一成不变的呢？几千年来，埃及人日常生活的节奏都围绕着尼罗河。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埃及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历每年的尼罗河泛滥，但这一状况仍在继续。是否因为尼罗河及其周围相对狭窄的可耕种地带，埃及的历史具有了某种超越许多历史时期的延续性？

埃及位于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因此，它的地理位置及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埃及吸引了众多的外来者，而这些外来者常常以侵略者的身份出现。喜克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马穆鲁克、奥斯曼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现在，有些人甚至认为美国人也是侵略者）都曾经统治过这里。这些外来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人口和生活方式。但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的人们呢？当然，在漫长而多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象形文字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19世纪现代语言学家才将象形文字破译出来。很多让当代游客着迷的埃及法老文化，已被掩埋在千百年来堆积起来的沙砾之中。直到经过一群吃苦耐劳的、被称为埃及学家的学者的努力，它们才逐渐重见天日。埃及曾经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具基督教色彩的地方。可是在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埃及之后，基督教便让位于伊斯兰教。但是基督教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直至今日，占埃及人口近10%的科普特人仍使用与古埃及语联系紧密的科普特语，尽管这些使用者仅局限于神职阶层。

变化是显著的，但延续性亦然。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盛行于法老时代。即便现在，埃及人仍然建造纪念碑，献给他们的领袖们。有人认为，对全能统治者的崇拜也是如此。在古埃及，统治者的任务是保障秩序与繁荣。而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领导下，统治者的职责仍然大致相同。宗教是古代文化的核心。早期的埃及宗教信仰和活动渗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尽管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在一个似乎有意将宗教边缘化的世界中，伊斯兰教拒绝边缘化。而埃及在伊斯兰教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变化和延续性是埃及历史叙事的主题。它们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和国家的名字往往是外国人给取的。西班牙人是第一批抵达美洲的欧洲人。他们认为自己登陆的地方属于东亚。他们称当地的美洲原住民为印第安人（印度人）。埃及和埃及人也是这样得名的。古埃及人称他们的领土为kemet，即黑土或沃土。通过这种方式，古埃及人将他们的可耕种区域和他们称之为deshret的沙漠或红土地进行区分。希腊人创造了aigyptos（埃及）这个词，用于指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以及他们居住的领土。这个希腊单词来源于古埃及语。它是希腊人对法老时代埃及都城孟斐斯的名字Hi-kiptah（卜塔神的城堡）的讹称，进而确立了使用首都的名字代表整个领土和人民的传统。后来，征服埃及的阿拉伯人把他们的新首都命名为米斯尔（Misr），米斯尔位于古代都城孟斐斯附近。阿拉伯人用这个词来指代整个埃及领土，而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被称为米斯尔伊因（Misriyyin），即米斯尔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