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翻译与脉络——兼谈双重脉络化的理念与实践

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可看出我的译者身份其实远早于学者与作者的身份：第一本译著出版于1977年，正式发表论文是在1982年，第一本学术专著则出版于2000年，在台湾的一般中文读者中，知道我译者身份的人可能远超过知道我学者与作者身份的。面对这种情形我非但不以为憾、为忤，反而引以为荣，因为毕竟对外文系出身的人来说，从事翻译工作既是专长，也是本分。

我以双重脉络化为切入点，并结合实作经验，陆续在不同场合发表相关论文，部分成果就是眼前这本《翻译与脉络》。本书绝非抽象的翻译论述，也不是一般的译评或译论，而是结合了多年实务经验的学术反思，落实于特定议题、文本及脉络的探讨，并特别拈出“双重脉络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一词来形容我的翻译理念与实践。如果说这个研究取向符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或晚近学术界对译者的角色与地位之重估与提升，那我欣然欢迎这种巧合，并深感吾道不孤。

本书总共收录六篇论文和一篇附录。第一篇《译者的角色》试图为在跨语言、跨文化、跨疆界的沟通和移转中，一向扮演着不可或缺之角色的译者重新塑造形象。往昔对译者的观感及论证偏向于消极、负面、被动，以致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经常不是被斥为行事“过”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就是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隐形人。本文针对意大利名谚“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加以“翻译”“反逆”，以理论与实务来印证译者其实具有颇为积极、正面、主动的意义。译者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目标、策略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浅，扮演了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介入者、操控者、转换者、背叛者、颠覆者、揭露者/掩盖者、能动者/反间者、重置者/取代者、脉络化者、甚至双重脉络化者的角色。译文既是译者存在的最佳证明，也见证了他的诸种角色，而译者在代表/再现原作（者）的同时，也代表/再现了自己。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因素，经典文学透过翻译而跨越时间、空间与语言的障碍，感动异时、异地、异语文的读者，是促成异质文化沟通与了解的重要途径。第二篇《翻译·经典·文学——以Gulliver's Travels为例》是有关“双重脉络化”翻译理念的实践，以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我在译注英国文学经典《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时所遭遇的困难，以及这本书被中文读者接受的情况。全文分别从文字、文本、文学、文化等四个层面来检视这部经典作品原先的背景和中文翻译历程，并分享我译注这部作品的经验与心得。此文结合了翻译理念与实践，读者也可从这些例证中进一步体认译者所扮演的角色、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以及译者如何借由各种方式来再现内容繁复丰饶的文学经典，使其获得新生，并透过译文印证自己的存在。

综观《格理弗游记》一书在中文世界的流传史，便会发现在目前的白话译本风行之前，最著名的是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1906年）。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但有心于大规模文学翻译且影响深远的，清末的林纾称得上是第一人。林纾乃桐城派古文名家，虽不通晓外文，却与人合译文学作品近180部，风行一时，确为中外翻译史上的一大异数。第三篇《翻译·介入·颠覆：重估林纾的文学翻译——以〈海外轩渠录〉为例》既将林译置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与救国的时代氛围中，也引用林所撰写的该书译序，并指出译文中的误译、漏译、添译、改译，以彰显林纾在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这一大变局中的艰难，甚至尴尬处境，并如何借着“介入翻译”及“翻译介入”来表达译者的微言大义。全文借助晚近若干翻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落实于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将林译置于更宽广的脉络，探讨在中外对抗的情境下，林纾如何借着翻译而介入并颠覆，甚至自我颠覆，以及翻译在文学、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所具有的传达与反抗的意义。

如果说林译反映的是清末译者所面对的情境，那么“冷战”时代的文学翻译则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意义。第四篇《“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一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从“冷战”时代的历史脉络，探讨此系列文学丛书之肇因、内容、参与人士及成果，除运用相关资料之外，还针对当时参与其事者、译者及相关学者进行访谈，并参考翻译与文化理论加以观照，以深入探究文学翻译与文化脉络的关系，见证了文学翻译在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政治，以及其超越一时一地的普遍价值。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译丛选书之精、品质之高、数量之多、制作之佳、发行之广不仅独步一时，译者群更囊括了当时港台著名的译者、作者、学者，其中之一就是张爱玲。张爱玲身为中文作家的成就早已广受肯定，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她的译者身份，尤其是作为美国文学中译者的身份，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连她的中文“全集”也到20世纪90年代才将译作纳入，但仍有缺漏或讹误。第五篇《含英吐华——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延续前一篇论文所提供的历史脉络与架构，落实于“译者张爱玲”之研究。结果发现，中英文俱佳的张爱玲，她的翻译生涯主要是在其香港时期（1952—1955），而且是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进行的，与《今日世界》及今日世界出版社密不可分。她的译作不仅涵盖了该社文学系列中的多种文类（小说、诗歌、散文与文学批评），而且与她的中文创作密切相关——若干作品甚至先以英文撰写，再翻译、改写成中文。本文便是探讨译者张爱玲的多重面向，尤其着重于她身为美国文学中译者的角色和其译作的特性，并予以适当的评价。

第六篇《理论之旅行/翻译：以中文再现Edward W. Said——以Orientalism的四种中译为例》运用萨义德“理论之旅行”“他者的再现”和米勒（J. Hillis Miller）“理论之翻译”等观点，来探讨近年两岸三地对后殖民论述大师萨义德的代表作Orientalism之中译，以此一具体事例说明处于不同文化生产脉络中的译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策略来翻译、再现萨义德——小从一字一词的中译（如书名或原作者之名），大到整本书的呈现方式。这种种不同的翻译与再现，显示了翻译这一行为中的衍异、歧出与难以预测，也反映了不同脉络里的中文译者之意图、目标、能力与策略。原文透过不同的译者而得到不同的新生或来生，而扮演着再现、中介、沟通、传达、注释、评论甚或颠覆等重要角色的译者，也透过翻译获得额外的生命。至于代跋《我的翻译（研究）因缘》则以个人化的笔法来诉说自己的际遇，以及如何从切身的体验中逐渐与个人的学术研究结合，发展出自己的理念与实践。

由上述可知，笔者本人从多年的实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中，逐渐发展出自己有关翻译的基本理念，并落实于文本与脉络的探讨。简言之，翻译与脉络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密，而居间的译者之角色也不可或缺。没有译者，就没有翻译；没有翻译，异文化之间就无法交流，文学与文化就会枯萎。今天我们视为当然的许多现象，其实隐含了无数译者的默默耕耘与奉献。

记得在研究所读一年级时，美籍李达三（John Deeney）教授就勉励我们这群处于中英文之间的青年学子：“如果要当一座桥梁，就不要害怕别人践踏。”这句话我30年来谨记在心。本书之所以取名为《翻译与脉络》，除了前述种种理由及实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强调翻译并不局限于孤立的文本，更要带入文化与脉络。身处于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译者，除了“不要害怕别人践踏”之外，更应尽量发挥“桥梁”的功能。因此，本书对“双重脉络化”再三致意，而要达到这个充分沟通与传达的目标，必须各方重新认定译者积极、主动的角色，同时译者也要摆脱“翻译者，反逆者也”的刻板印象，重新形塑“翻译者，变易者也”/“译者，益者也”的形象，因为透过译者的努力，文本不仅易“文”改装，而且更易为人亲近、接受。此外，我们也该强化“译者，益者也”的形象，因为译者不仅在细读、翻译中获益，也透过翻译让作者与读者受益，并增益译入语的文化。而致力于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了解与互惠的翻译，也就成为值得有心人投入的毕生志业。

2016年2月

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