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移民”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不仅始终相伴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移民的致因、区域性差异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皆纷繁复杂。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移民社会、移民历史皆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深嵌于地方社会和区域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因此，中国移民史作为一个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深层历史结构的学术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由于此，中国移民史成为学术界一直以来十分重视的领域之一，成为学者们考察不同时空中国家、社会的有效视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的兴盛和区域史研究的深入，中国移民史研究不断地得以拓展，理论、方法、视角等均持续开新，并触及越来越具体、深入的层面，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近日，再次阅读了袁轶峰所著书稿《清代贵州客民与地方社会变迁》，深感这又将是一部关于中国移民史研究的拓新之作。

袁轶峰于2010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在我的指导下专攻明清社会史。轶峰入读之初，给我的印象是，专业基础扎实，颇能吃苦，学术触角敏锐，对于社会史方向兴趣尤浓。大概从世纪之交开始，我在研究中国古代漕运问题的同时，对明清社会群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就明清社会群体的发展趋势及其与社会变迁之关系展开了系列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热切地希望通过与研究生共同研习的方式，引导那些没有既定选题的研究生们投入到明清社会群体的研究中来。轶峰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通过大量阅读地方文献，聚焦到了中国移民史中的“客民”。几度交流，这一选题的学术意义逐渐清晰，时空的指向也越来越明确，最终，轶峰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轶峰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的撰写、评审和答辩，十分优质地完成了该选题的研究，这也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轶峰博士毕业之后，回到了读博之前工作的贵州大学，在承担专业授课、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继续开展中国移民史问题的研究，围绕贵州移民中的“客民”群体，撰写、发表系列论文。博士毕业两年之后，轶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足见其研究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可。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轶峰对于清代贵州“客民”群体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搜集资料，到撰写书稿，再到反复修改，历时八年。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坚守的过程，如果算上博士论文的研究阶段，轶峰对于清代贵州“客民”问题的研究，恰是走过了“十年磨一剑”的历程。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清代贵州客民与地方社会变迁》这部书稿，无疑是轶峰多年耕耘的结果。细细品读，我感受到了轶峰用功之深，思虑之精。该著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

学术成果的价值体现，重在问题意识、对话意识、前沿意识，重在史料的丰实与解读，重在解决问题的路径及技术运用，这些方面在该著中均得到了较好的展现。著作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颇具问题意识，创新程度较高。该著力图总结贵州客民社会的发展模式，探索客民土著化的进程，及其与地方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对有关移民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思考。全文从两个视角展开：一则客民的视角，通过考察客民由“无籍之民”到定居，最后成为“土著”的身份演变，分析客民的“土著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域社会变革；二则国家的视角，探讨国家权力的渗入所造成的地方社会的变动，进而揭示客民与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这两个视角，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讨论，如对清代客民的概念界定，探讨西南“调北征南”移民传说的话语体系，提出“一主多佃、一佃多主”的学术观点、揭示客民在地方社会的整合作用等。

其二，全面搜集史料，史料运用取得突破。该著最大限度地力求史料的系统与全面，相对已有的研究，史料的运用呈现出突破的格局。地方志书是该项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政书奏议类文献为重要史料，黔南丛书、清水江文书、文学作品等也皆为重要的史料来源，此外该项研究还有效地参考了民国时期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与此同时，轶峰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深入现场收集资料，体验历史。

其三，尝试开展学科交叉研究。该著移民史、经济史、社会史相结合，进行区域性、整体史的研究。同时，借鉴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区域环境、人文、经济、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秩序等融通考察。研究中较多地运用了诗词、小说、竹枝词等，有效尝试了“以文证史”的研究方法，既拓宽了史料范围，又提升了学术水平。

其四，妥善处理个案与整体的关系。个案，一方面是为了揭示历史的面相，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说明整体，二者的有机结合至为重要。该著在客民家族科举、“调北征南”传说与建构、客民会馆与地域认同、土地兼并与租佃关系等问题的分析中，皆运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个案的分析并未局限于具体而微的层面，而是以小见大，既让我们看到了具体、生动的历史画面，又有效地解释了历史整体。

该著从清代贵州的地理与社会、客民迁徙与分布、客民与地方开发、客民与地域社会变革、国家与地方的社会治理与客民土著化与地域认同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创见之处贯穿全文，以下列举数端，以窥其貌。

其一，从“同乡聚居”到“同姓聚居”，最后发展成“聚族而居”的客民社会，这是客民的必经途径。在最初移民时，要形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聚居村落需要漫长的时间，“同姓聚居”向定居化转变过程中会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客民的地域认同感只有在“同姓聚居”发展成为村落时才会表现出来，“宗族”也将随之扎根于此。

其二，随着清政府对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开辟“生苗”地界之后，广大的土地深深吸引大量客民的移入，拓殖运动不断往腹地深入。客民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的身影随处可见，促进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客民农田水利的开发和荒山垦殖，促进了旱地高产农作物等粮食生产的发展；从各地迁移到贵州的客民，其经济活动多元化，遍及各行各业，带动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集镇的繁荣；客民促进了贵州人口、族群的繁衍和村落数量的增加，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

其三，在地域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土客关系是清代贵州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清代贵州客民在不断地“土著化”进程中，其必然与土著在地方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场域）下发生矛盾与冲突，苗民的多次起事即是对新社会秩序的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土客之间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的争夺。

其四，清前期国家依然延续明代“插花地行政”的统治政策，但随着客民人口大量涌入，在贵州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人社会群体，原有的“插花地行政”制度则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桎梏。面对客民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国家调整客民政策，制定客民相关措施，极力推行保甲制度，将所有客民编入保甲之中，地方官员通过变通国家的制度，因地制宜，实现贵州多元化地方治理。“皇权下县”与“皇权止于县”看似矛盾，而恰恰是留足了国家与地方之间地方社会治理上调适的空间，从实际效果上看，王朝达到“皇权下县”的国家控制。

其五，客民成为“贵州人”大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移居者从“客民”身份逐渐转化为“土著”的过程，客民特别强调祖籍地的认同，是为了在移居地与不同族群竞争时所维持的身份认同。第二个阶段，客民由“土著”逐渐成为“贵州人”，客民在土著化后及其后代子孙对祖籍地的认同开始发生改变，他们更加强调对地域的认同。客民从原乡认同到地域认同的过程中，土地、会馆、户籍、科举、“调北征南”等构成了清代贵州土著化进程中的关键要素。

总之，该著新见颇多，不一而足。无疑，学术创新是一部优秀著作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可以预期，《清代贵州客民与地方社会变迁》出版之后，一定能够成为轶峰的代表之作。在轶峰的学术生涯中，该著既是一个阶段的总结，又具有开启新阶段的意义。沿着该著的研究路径，不少问题仍有较大的深入和拓展的空间，诸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移民社会的土客关系及其演变模式，客民土著化的实质，客民社会结构的构建，国家之于移民社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等等。期望轶峰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面世，从而助力该领域研究向纵深拓展。

吴琦 谨识于武汉南湖之畔

2023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