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中国文学史

吾人何为而治文学耶？曰：“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来。盖运会所届，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此史之所以为贵。而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何为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文学，不异话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傥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服降焉耳。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蔽，谥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蔽，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或难之曰：“子之言自论文耳。傥文学言史，舍古何述？宁不稽古，即可成史。”请晓之曰：史不稽古，岂曰我思？然史体藏往，其用知来，执古御今，柱下史称，生今反古，谥以愚贱。文学为史，义亦无殊，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用乃神，顺应为用，史道光焉。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治国闻者，傥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