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拉图的书写批判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熟悉柏拉图的著作的人都必然会注意到一个堪称独一无二的现象，即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严厉批判。

这些批判首要出现在《斐德罗》这部对话录里面。柏拉图在那里讲述了一个传说：埃及古神托伊特（Theuth）发明了“数”、“算术”、“几何学”、“天文学”、“棋”、“书写文字”等，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去见埃及国王塔姆斯（Thamus），让他转送给他的所有臣民们。塔姆斯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于是托伊特便一件一件地解释，直到最后谈到“书写文字”（）。托伊特宣称：“国王陛下，这门技艺将会使埃及人更智慧，更擅长记忆，因为它是作为记忆和智慧的工具而被发明出来的。”（Phaidr. 274e）但出人意料的是，塔姆斯国王毫不领情，当头予以驳斥：

你作为书写文字的发明者，出于对这个东西的爱，恰恰说的是这个东西所造成的影响的相反方面。实际上，这个发明会导致学习者的灵魂轻视记忆，因为他们将由于信任书写著作而仅仅通过陌生的符号从外面来保障回忆，而不是从自身内部依靠自己来保障回忆。所以你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仅仅为了“回忆”（），才发明出这个药方。你仅仅赐予你的学徒们以智慧的假象，而不是真理本身。也就是说，当他们未经训练就听说很多东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无比智慧，但由于他们实际上并不智慧，而是变得愚蠢无比，所以他们都是一些一无所知，在行动上举步维艰的人。（Phaidr. 274e-275a）

对于塔姆斯的这段话，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一方面，如果有人以为能够通过书写著作来传授什么技艺，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以为能够通过书写著作而获得什么清楚而确切的东西，那么他们就是处于莫大的天真幼稚之中。如果他们以为，书写下来的言谈除了仅仅让有知识的人回忆起他所讨论过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那么他们就真的没有领悟到阿蒙[3]的神谕。（Phaidr. 275c-d）

我们知道，托伊特在希腊神话里有时也等同于普罗米修斯和赫尔默斯，后者在传说中也是书写文字的发明人。柏拉图从一开始就追溯到书写在神那里的起源，表明了他的书写著作批判的根本性。柏拉图在上述第一段引文里面特意指称书写是一个“药方”（），这个词虽然泛指“药品”，但同时也有“毒药”的意思，好比我们常说的“是药三分毒”。在通行的德文译本里，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里特尔（Constantin Ritter）的译本，都把“”这个词简单翻译为“工具”（Mittel），这样就没有完全表现出柏拉图所想要传达的那种警示。但不管怎样，即使把这理解为“工具”，那它也是一个危险的工具。诚然，各种工具为人们的活动带来了轻松方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工具也为人们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惰性和依赖性，使得人们离本真的事物越来越远，这也是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的。比如在德国，如果人们在厨房里或餐桌上找不到一个“承蛋器”（Eierbecher），那么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什么地方。当人们对工具——包括书写著作这个工具——的态度发展到一种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崇拜时，人也就必然走上了工具化和物化的不归之路。然而哲学绝不是一件在某些工具的帮助下就可以做到轻松方便的事情，同样，哲学思考的对象既不是工具本身，也不应该受到工具的遮蔽和桎梏。在这里，柏拉图并不否认书写著作作为一种工具所具有的功能，即“让有知识的人回忆起他所讨论过的东西”（Phaidr. 275c），但为了预先警示未来那些将“宝书”、“经典”乃至书写著作本身捧上天的后人们，他对这个工具的功能同时也作出了清楚的限定，指出那些迷信书写著作的人“处于莫大的天真幼稚之中”，根本没有理解神谕。

在随后的地方，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功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这些功能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

1. 作者“一方面为了他自己，把各种回忆收集起来，以防年老健忘，另一方面，把它们留给那些后来追随他的足迹的人”。（Phaidr. 276d）

2. “在最好的情况下，书写著作也只是用来回忆那些已经教导过的东西。”（Phaidr. 278a）

可见，在柏拉图看来，书写著作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备忘”、“唤起回忆”，同时作为一些路标，提示那些后来的追随作者足迹的人，防止他们迷失或走向歧路。

但是，这仅仅是就“最好的情况”而言。在现实中，书写著作更多的是不但自身处于各种糟糕的局面，而且导致各种糟糕的事情，这些才是柏拉图着重强调的。在这里，柏拉图将书写著作和绘画作品做了一个比较：它们看起来都是栩栩如生，在诉说着什么东西，仿佛它们具有理性和灵魂，但是，无论求知若渴的你向它们提出任何疑问，它们都只能沉默不答，永远展示一成不变的唯一的一个面貌。因此，书写著作的困境在于：

一旦被书写下来，每个词语就只能无助地四处游荡，以同样的方式面对那些理解它或者不理解它的人。它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向谁，不应该走向谁。倘若它遭到恶劣的处置或者不公正的责难，那么它总是需要它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助它，而它本身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帮助自己。（Phaidr. 275d-e）

柏拉图在这里强调，作者一旦把任何东西书写下来，这些东西都必然会遭到误解，只能任人处置，而且每每是“恶劣的”或“不公正的”处置。这些情形于我们并不陌生。近代德国诗人海涅对此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然而箭一离开弦便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论一离开说话的人的口，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了。”[4]按着这个趋势，当代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死亡论”就不是什么稀奇的观点了：人们只需处置纯粹的文本本身即可，至于作者主观上想要表达什么根本不重要，作者在书写时的宏观背景和具体情境也不重要，简言之，作者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就可以去死了，接下来怎么理解文本完全是读者的事情。然而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预感到了这种糟糕的局面和错误的观点，预感到将来有些“自以为无比智慧，实际上愚蠢无比”的人会企图撇开书写著作的“父亲”，肆意妄为地处置他书写下来的东西，因此他明确地提出，书写著作需要它的“父亲”的“帮助”，亦即需要作者的解释和辩护。

在这里，作为“帮助”的解释和辩护可以区分出两种情况：

1. 作者亲自作出的解释和辩护（它又可以区分为“口头的”和“书面的”）；

2. 另外一些人遵循作者的本意而作出的解释和辩护，比如各种“注释”、“疏解”、“评论”、“答辩”等等。

实际上，每一位作者（柏拉图也不例外）都不希望自己书写下来的东西遭到误解，因此他们在著作中的各种论证和解释本身就是试图为自己的文字提供各种“帮助”。柏拉图在书写他的对话录的时候，由于他的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他甚至必须借助多种手段来为这些思想输送一系列层层相叠的“帮助”，以避免对话的参与者和后来的读者错误地理解他的观点，比如把他所反对的观点看作他所主张的观点，或正好相反。正因如此，斯勒扎克（Th. A. Szlezák）认为，“如何帮助遭到责难的逻各斯”乃是柏拉图的对话录的“中心结构原则”。[5]另一方面，其他人则是通过“注释”之类方式来澄清和捍卫柏拉图的原本的思想，传承柏拉图的学说。历代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居功至伟，为我们后人正确且准确地理解柏拉图真正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帮助”，无论是书写著作的父亲亦即作者亲自写下的解释，还是其他学者提供的“注释”、“疏解”、“考据”等等，只要它们作为书写下来的著作，那么不可避免仍然会面临“书写著作”本身所面临的那种困境，即作为一种固定下来的东西而遭到别人的误解和歪曲。这些“帮助”同样也需要“帮助”，而后来的“帮助”仍然需要“帮助”，如此以至无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书写下来的著作（柏拉图的对话录也不例外），它所需要的最根本的“帮助”只能是作者的口头讲解，相比僵死固定的书写下来的东西，只有活生生的口传学说才能提供无穷丰富的、根本的帮助。口传优先于书写——这是柏拉图的一个基本立场。

书写下来的文字是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书写著作的另一个巨大缺陷，即它的被动性。书写著作只能被动地接受阅读，不能主动选择自己的读者，因此当面对一个又一个完全陌生的读者，它既然完全不了解读者，也就不能为千差万别的读者分别指引一条恰恰适合每个人的道路，不能胜任传达真知的任务。在《斐德罗》的前面部分里，柏拉图已经指出，辩证法家（哲学家）的教诲是一种“灵魂引导”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辩证法家除了自己必须掌握真知之外，还必须知道作为施教对象的灵魂有多少种类，有多少种状态，这样才好对症下药，取得最佳效果。因为一种言谈也许能够轻松说服某一个人，但在另一个人那里却可能是对牛弹琴，毫无作用。（Phaidr. 271d-272a）很显然，一成不变的书写著作完全不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现实状况，因此辩证法家必须通过同样丰富的口头传授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他们必须知道言谈的每一种具体形式，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合适的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不适合的使用，对于每一个灵魂随机应显，因材施教，“对于复杂的灵魂施以复杂而广泛的言谈，对于单纯的灵魂施以单纯的言谈”（Phaidr. 277b）。借用一种比喻的说法，辩证法家的口传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学习者的灵魂”之内。因此柏拉图说道：

那些包含着真知的、书写在学习者灵魂之内的言谈，有能力帮助自己，它知道，对于谁应该说话，对于谁应该沉默，对于谁应该既说话又沉默（）。（Phaidr. 276a）

相比之下，通常意义上的书写下来的著作却是唯一不变的东西，它仅仅是活生生的言谈的一个“阴影”（），它有着固定的内容，固定的论证，固定的程序，它既不能选择自己的对象，要想恰好遇上与自己相配的对象，更是几乎渺无希望。因此柏拉图才说，书写著作“既没有能力在言谈中帮助自己，也没有能力合乎秩序地教导真理”（Phaidr. 276d）。除此之外，柏拉图还举了一个“阿多尼斯花圃”[6]的例子来说明书写和口传之间的差别：有些人会出于游戏的目的让植物在八天之内就成熟开花，但这些植物随后马上就凋亡了，相反，严肃的花农却宁愿用八个月的时间来耐心培育花草，直至其成熟；同理，那些希望用一两本著作就搞定一切的人只有可能是在玩游戏，与此相反，那“具有对于公正、美和善的认识的人”，在通过口传而培育灵魂的种子的时候，难道还会不如一位花农？（Phaidr. 276b-c）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通过“阿多尼斯花圃”的比喻把书写著作界定为一种“游戏”（παιδιᾶ）。在《斐德罗》这部分的短短3页的篇幅里（Phaidr. 276-278），“παιδιᾶ”这个词频繁出现达6次之多，而且其每次出现都与书写著作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对应的是，“严肃”（）这个词也出现了6次，且每次都是作为那些著作家的对立面而出现。柏拉图承认，书写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游戏”，但他同时也指出，对于那些认识到了“公正”、“善”、“美”的人而言，还有一种“更加美好得多的严肃”（），它首先寻找并挑选一个合适的灵魂，然后“依照辩证技艺的规定”，将活生生的话语种植到灵魂里面（这些话语既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那承受了它们的灵魂），直到它们慢慢地发芽、生长、成熟。（Phaidr. 276c-e，278a）一个严肃的人必须“宣称书写下来的文本是价值低下的东西”（Phaidr. 278c）。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就有资格被称为“智慧的朋友”（ϕιλóσοϕον），亦即“哲学家”。（Phaidr. 278d）与之相对立的是另外一类人，他们将写作和著作看得至高无上，翻来覆去地折腾文本、字句，等等。这后一类人，正是柏拉图一向瞧不起的“诗人”、“讲稿作家”和“法律文书家”。（Phaidr. 278e）在这里，依据对待书写著作的不同态度，柏拉图区分开了真正的哲学家和那些只懂得“摹仿艺术”的人。

柏拉图在《斐德罗》里面的以上言论表明，他之所以批判书写著作，主要是因为书写著作本身具有的缺陷（使人依赖于外在的符号、懒于思考，注定被曲解滥用，一成不变而僵化固定，不符合活生生的“灵魂引导”等等）。这是柏拉图之书写著作批判的客观方面原因。与此同时，柏拉图也从主观方面原因出发，阐述了他对于书写著作的不信任。

简言之，柏拉图出于对他自己的独特的哲学活动及其探究对象的考虑，不可能完全信任书写著作，不愿意把自己最重要的学说，尤其是一些最关键的思想，全盘“托付”（Epist. VII，343a）给书写著作。这里涉及柏拉图的一些极具争议的言论，比如他在给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二世的一封信里的郑重宣言：

所以，关于这些事物，我还从来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柏拉图的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Epist. II，314c）

但我们知道，柏拉图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写下了一系列对话录，而且他在同一封信里否认这是“柏拉图的著作”，反而将它们归之于一位“已经变得美丽和年轻的苏格拉底（）”（Epist. II，314c）。对于这个显明的矛盾（明明写了却说从来没写，明明存在的著作却说不存在），柏拉图本人毫不讳言的矛盾，对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这两个名字的交织，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句话的相关语境，注意到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态度（柏拉图之前劝告狄奥尼索斯二世“不要进行写作，而是默识学习”，随后甚至要求后者在多次阅读这封信之后烧掉它，因为书信也属于“书写著作”的范畴），那么只有两个清晰的结论：

首先，柏拉图尽管出于“游戏”的动机有所著作，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严肃的”哲学家，他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柏拉图”与“著作”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坚定而毅然的“划清界限”的态度；

其次，柏拉图认为他的著作没有充分透彻地表达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因此他宁愿把这些著作算到“苏格拉底”的头上，尽管这位“已经变得美丽和年轻的苏格拉底”显然与历史中真实的苏格拉底无关，仅仅是柏拉图的某种程度上的“代言人”。

除此之外，理解柏拉图在那句话里面所说的“这些事物”究竟何指也甚为关键。在这封信（《第二封信》）里面，柏拉图并没有指出它们是指什么东西。但在柏拉图的另一封最重要的书信亦即《第七封信》里面，他不但多次提到“这些事物”，而且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指怎样一些探究对象。根据雷亚利（Giovanni Reale）的钩稽，柏拉图单是在《第七封信》里就至少有9次谈到了“这些事物”所指的对象。在此列举如下：

1. 大全整体（，Epist. VII，341a）；

2. 最伟大的事物（，Epist. VII，341b）；

3. 本性（，Epist. VII，341d）；

4. 善（Epist. VII，342d）；

5. 善、美和公正（，Epist. VII，342d）；

6. 德行与痛苦的真理（ Epist. VII，344a）；

7. 整个存在的真理和谬误（ Epist. VII，344b）；

8. 最严肃的事物（，Epist. VII，344c）；

9. 现实之最初的和最高的本原（，Epist. VII，344d）。[7]

正如柏拉图本人强调指出的，“这些事物”是柏拉图整个哲学活动的最根本的、最困难的对象，是他不愿意书写下来，而是仅仅进行口头传授的内容。在《第二封信》里面，柏拉图已经指出，他仅仅是在学园内部多次口头讲授这些内容，他的学生们（其中一些追随他已经超过三十多年）必须“不断重复而且持续多年”听取他的教导，才能理解这些东西。（Epist. II，314a）柏拉图写下了一堆对话录，但是却将这些最重要的学说放置于书写著作之外，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之前的那句宣言就绝不是一个矛盾，只要人们理解了它真正的意思：完全蕴含着柏拉图的最高学说和根本学说的“柏拉图的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这个理解在柏拉图的《第七封信》里得到了柏拉图本人的进一步的证实：“至少，我自己没有任何关于那些事物的著作，将来也不会有（）。”（Epist. VII，341c）对于这个立场，柏拉图继续解释道：

因为它〔柏拉图哲学的努力目标〕并不像其他的教学对象：人们不可能通过词语来把握它，而只能是通过长期持续的投身于那些对象的科学交流，通过相应的长期的共同生活，然后，灵魂中突然出现仿佛是由一粒跳跃的火花所点燃的光亮，它先是在灵魂之内得到滋养，然后靠着自身继续闪亮下去。（Epist. VII，341d）

关于这个如此艰难的对象，柏拉图随后声称，最好还是由他自己来口头讲授。对于那些自不量力去著书立说，传播那些内容的人，柏拉图感到发自内心的恼火和担忧。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假若真能够把“那些事物”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书写下来，那么他早就不遑多让，亲自去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了，“通过这样一部著作赐予人类巨大的幸福”（Epist. VII，341e）。遗憾的是，这样一部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不可能存在。如果有人勉为其难炮制出这样一部著作，那么它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方面它的拙劣会导致人们对哲学的蔑视，另一方面它又给予某些人夸大过分的自我意识，读了一点东西之后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掌握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智慧”。总之，一旦人们陷入到对于书写著作的崇拜和迷信之中，那么他们非但不可能变得更智慧，而且会变得更加愚昧。在这些地方，柏拉图明确地把“真实的言谈”和“封闭的言谈”亦即书写著作对立起来，坚定地强调指出：

因此，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殚精竭智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书写著作〕，更不敢让那些认识遭到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遭受的命运。（Epist. VII，343a）

与之相联系的是，“严肃”这个词再度频频出现。柏拉图不但又提到“最严肃的事物”，并且宣称：“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坚决不会发表关于那最严肃的事物的书写著作，以免那些事物成为人们争吵和怀疑的牺牲品。”（Epist. VII，344c）如果一个人居然“出于最高的严肃”（前面我们已指出，柏拉图并不反对出于某些“游戏”或“实用”的动机而写作，比如一个立法者把法律汇编书写下来）而发表类似著作，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已经丧失了全部的理智。（Epist. VII，344d）

至此我们已经阐述了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口头传授和交谈的推崇。在这些地方，贯穿着两种动机（一方是“严肃”，另一方是“游戏”）和两类人（一方是“哲学家”，另一方是“诗人”、“作家”、“法律文书家”等等）之间的对峙。这是柏拉图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观点。如果我们承认柏拉图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的以上观点，得出如下几个初步结论：

1. 柏拉图的书写著作没有包含着他的关于一些最重要的对象的最重要的学说，而且这种缺失不是由于作者的疏忽造成的，而是由于作者考虑到书写著作的固有缺陷而有意有所保留，因此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能被看作是柏拉图哲学的完整载体；

2. 柏拉图按照“活生生的辩证法”的要求，在学园内部反复口头传授这些学说，并且与他的学生进行讨论；

3. 柏拉图的部分学生最终完全领悟了这些学说（vgl. Epist. II，314a-b；Epist. VII，341d）。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些学说的内容，也应当具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即柏拉图除了那些通过对话录表达出来的思想之外，还有一种“口传学说”或“未成文学说”，而且这些学说处理的是一些最根本、最困难的对象。诚然，这个结论已经动摇了对话录的“神圣不可侵犯”或“一家独大”的地位。但是如果谁因此认为这意味着应当排斥、取代、贬低对话录，那么这也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我们强调的是，以上结论至少向人们指出，如果要完整而正确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必须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视野，即把柏拉图的对话录和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都囊括进来。即使那些死忠于柏拉图书写下来的文字的人，也必须承认，柏拉图恰恰在这些神圣伟大的文字里（比如前面列举的《斐德罗》、《第二封信》和《第七封信》），已经明确告诉他们：书写著作充满缺陷，他不信任书写著作，没有在其中记录关于最重要的对象的根本学说，而是仅仅在学园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学说。如果他们真正尊重柏拉图的文字，那么也必须尊重柏拉图在其中作出的以上指示。

但现实状况是，仍然有很多学者囿于旧的思维模式，有意无意地忽视、掩饰、贬低或者曲解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严肃批判。在这里我们以德国学者阿佩尔特（Otto Apelt）为例。作为《柏拉图全集》的一个广受赞誉的译本的译者，作为一名资深的柏拉图研究专家，他对于柏拉图的文本无比熟悉，自然就无法回避柏拉图在多处地方提出的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但阿佩尔特是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呢？他说：“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这些批判是一种真正的柏拉图式的戏谑（platonische Ironie）……尽管在这种戏谑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丁点真理（ein Körnchen Wahrheit）。”[8]他还说：“这些批判毫无疑问地展示出它们的戏谑特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完全滑稽的游戏（dieses ganze neckische Spiel）确实也包含着一丁点严肃（ein Körnchen Ernst）。”[9]简言之，在阿佩尔特看来，柏拉图的书写批判是一种“戏谑”或“完全滑稽的游戏”，尽管其中也包含有“一丁点真理”、“一丁点严肃”！这简直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施暴，把柏拉图明白指出的“严肃—游戏”之对立做了一个根本的倒转：柏拉图本来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所强调的东西反而成了一种“滑稽的游戏”，只剩下“一丁点严肃”，仅此而已。但是，每一位认真阅读柏拉图的上述文本的人都不得不说，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那些严厉批判与“戏谑”何尝有一丁点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要问，像阿佩尔特这样的大学者怎么会得出这样不靠谱的、显然与柏拉图的本意相矛盾的结论？然而看看阿佩尔特的另外一些表述，又是别样的情形。比如他指出，柏拉图的那“一丁点严肃”恰好在于：“真正透彻的、有效果的哲学教导只有通过一种基于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口头思想交流才能实现，就像柏拉图在学园中所做的努力那样。”[10]他甚至补充说道：“书写著作并不标志着柏拉图的哲学使命的顶峰，而只是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毋宁说，柏拉图的活动的重点在于口头讲授，在于精神的直接交互作用之中……”[11]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明明已经达到了如此明确认识的阿佩尔特，怎么会把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严肃批判归结为“戏谑”和“游戏”？对此的解释只能是，阿佩尔特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么是实在受旧的思维模式桎梏太深，以至于他只能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解释，同时把柏拉图真正主张的和真正批判的东西倒转过来。事实上，阿佩尔特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时至今日，那些仍然固守旧的思维模式的柏拉图研究者还是不敢（或压根没有想到）去挑战对话录的绝对尊崇地位，当谈到柏拉图《斐德罗》、《第二封信》和《第七封信》的相关文本时，他们仍然有意无意地执行着那个根本的意义倒转。

还有一些学者，比如雅斯贝斯（K. Jaspers）、伽达默尔、格思里（W. K. C. Guthrie）、哈克福斯（R. Hackforth）等，企图通过另一种办法来对柏拉图的书写著作批判作无害处理。他们宣称，柏拉图在《斐德罗》和《第七封信》中批判的“著作”（）是指“论文”、“教科书”、“讲稿”之类所谓的僵死呆板的文体，但对话录（）这一文体具有独一无二的豁免权，因此柏拉图的批判只是针对他人，而非针对他自己。然而这种说法在柏拉图的那些文字里找不到任何依据，柏拉图明明针对的是一切著作（包括他自己的著作），从未把“论文”和“对话录”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文体提出来。更何况，“论文”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流行的文体，正相反，写作对话录反而是一种通行的做法，而且它并不是柏拉图的专利，当时很多人都以对话录的方式进行写作。很显然，如果柏拉图独独给对话录网开一面，那么他的书写著作批判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最后，斯勒扎克通过系统的考证，表明柏拉图所说的“著作”（）在当时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意义，而是泛指一切集结成文的东西，[12]因此柏拉图的书写著作批判具有普遍意义，其中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