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实狠狠给了我们一巴掌——实力悬殊的较量下，我们输得一败涂地。鼻青脸肿地被打得满地找牙，还没来得及缓过神，班主任的“教训”又接踵而至。他铁青着脸，手里的教鞭一下下落在我们身上，那力度仿佛要把我们的冲动和莽撞都打醒。
本以为回家能得到些许安慰，没想到迎接我的又是母亲的斥责与巴掌。不过这场“战斗”倒也并非全无收获，自那以后，高年级的人再也不敢轻易招惹我们班。可奇怪的是，我们没有收获想象中的赞美，扑面而来的反而是铺天盖地的责备。
首当其冲批评我们的就是班长韦怡。她站在我们面前，精致的穿搭、自信的气场，衬得我们这群灰头土脸的“斗士”像极了一群土里土气的土狗。那种强烈的落差感，瞬间化作无形的枷锁，压得我们满心自卑，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只能低着头听她数落。
就在气氛压抑到极点时，副班长徐鑫出现了。或许是被她火爆的脾气刺激，又或许是积攒的委屈需要发泄，我们将所有的火气一股脑儿全撒在了她身上。一句句尖锐的话语脱口而出，像锋利的刀子。看着她眼眶泛红，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却没有丝毫后悔，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所谓的“尊严”，可多年后回想起来，那份年少轻狂的荒唐与无知，才渐渐涌上心头。
初一的校园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闹剧，这边刚起争执，那边又起风波，日子在打打闹闹间飞速流逝，转眼间，一学期就走到了尾声。至于学习？那时的我们满不在乎，总觉得成绩这事只能听天由命，老天爷赏几分，我们便拿几分，丝毫没有努力追赶的念头。
期末考的成绩，果然在意料之中。语文75分，数学25分，英语33分，生物更是惨不忍睹，只拿了6分，地理40分。回到家，妈妈的责骂如雨点般落下，那些刺耳的话语扎在心里，却也没能激起我多少上进心。挨完骂，匆匆扒拉几口饭，我的寒假就这么开始了。妈妈要回老家，原本我也得跟着回去，可我硬是磨破了嘴皮，争取到了多留几天的机会。
这难得的自由时光，成了我撒欢的天地。我跨上同学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去河边钓鱼，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或是几个人窝在一起打游戏，在那个手机还不普及的年代，谁要有一部手机，那绝对是令人羡慕的“风云人物”。游戏里，我们约定一人一条命，打完就换人，大家挤在一起，为了虚拟世界里的胜负欢呼、叫嚷。那时抽的烟，品质并不怎么样，呛人的烟味直往嗓子里钻，可不知为何，心里却满是快乐，仿佛整个世界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又张扬。
结束了那几天肆意放纵的时光，我不得不启程回老家。妈妈把车开走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徒步踏上归途。12公里的路程，对于年少的我来说，是一场漫长的跋涉。那天下午，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踩着夕阳的余晖出发，直到夜幕低垂才抵达终点。那时的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具体是几点，只知道脚下的路似乎永远走不到头，却也在疲惫中默默坚持着。
回到老家，整个人仿佛被乡村的宁静氛围包裹，变得安分起来。每天的生活简单而规律，不是闷头写作业，就是跟着爷爷去放牛羊。乡村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没有城市的喧嚣，躺在床上，伴着窗外的虫鸣蛙叫，总能分分钟进入甜美的梦乡。就这样，我在平淡中度过了整个寒假，等回过神时，假期已然结束。
初一下学期开学，班里迎来了一位新同学——从四川转学而来的张梅。她扎着高高的马尾，一袭白色衣衫衬得整个人清爽利落，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自信。她落落大方地站在讲台上做自我介绍，声音清脆响亮。因为刚转学过来，教室里没有空桌，作为生活委员，帮忙安置新同学自然成了我的工作。说实话，对于排座位我着实有些犯难，心里还偷偷想着，要是能把自己安排在文艺委员夏婷婷旁边就好了，可这也只能是想想罢了。最终，我把张梅安排在了最后一排，心里想着要是不合适，就让班主任再帮她调整。没想到没过几天，班主任就把她调到了第二排，和学霸周里羽坐在一起。可不知怎的，两人看起来总有些不搭调，或许是性格差异太大吧。
从那之后，张梅跟我说话时总是带着股莫名的脾气，我隐隐觉得她可能是在记恨我当初把她安排在后排。面对她的态度，我虽然有些不解，但也没太放在心上。她搬到前排后，原本和她同桌的那位同学，竟被班主任安排坐在了垃圾桶旁。本以为他会抱怨，可没想到他不仅没意见，反而还有些高兴，这奇怪的反应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想着过两天等她气消了就好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每次我主动跟她搭话，她要么冷着脸不回应，要么只是敷衍地点点头，说出来的话更是能把人气个半死。渐渐地，我也没了耐心，干脆不再自讨没趣，彻底断了和她说话的念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间，时间来到了4月，迎来了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我依旧“稳定发挥”，在班里53个人中排名49。按理说这样的成绩不算光彩，可我不知怎么回事，心里竟还生出一丝莫名的自豪感，现在想来，真是荒唐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