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民国文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韩伟

近年来，随着民国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民国文学”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熟悉和认可。“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文学现象也正在成为重新定位‘现代文学’的重要思路，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动向。”[18]但是我们面对“现代文学”研究业已熟悉的概念、范畴、批评方法、批评模式等问题的时候，如何突破这种固有的思路、观念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新的以适应于“民国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模式，或者方法，来研究民国文学。而要深入地研究民国文学，就要“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创新理论思路和作出理论论证”[19]。民国文学研究要有理论支持，要有创新的理论思路，并作出科学严谨的理论论证，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推动民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一 向上的兼容性：现代文学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

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历史，离不开历史所容涵的社会和文化存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发生发展的。无论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梳理，还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都应当引入民国史的视角，予以民国文学生态环境、生态结构与生态要素的还原。”[20]这种研究观念的确立，是对民国文学历史风貌的还原和逼近，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强调的“现代性”的反观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命名，一方面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西方学术文学史研究观念的影响，在强调“现代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其文学生成的历史场域和历史背景，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白。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些学者们开始回归历史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现丰富的“细节”和被意识形态遮蔽了的东西。诚如李怡先生所言：“在我看来，这些‘非现代’的传统文学样式固然也存在被遮蔽的现实，但是更大的被遮蔽却存在于对整个文学史演变细节的认识和理解之中。”“无论是来自前苏联的革命史‘现代观’，还是来自今日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的‘现代观’，都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具体历史情境的种种忽视。”[21]也正因为如此，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史视角”、韩伟提出了“‘民国性’内涵”。这些概念、范畴的提出，或许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现代文学研究，但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的别样思路，让我们从另外一种视角窥探现代文学。

一个学科要想丰富它、发展它，就要不断地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归纳和提炼，既发现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又体会到了不足。我们就应该对这些“不足”进行学术反思，及时地调整我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不断地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才能深化我们的研究。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向上的兼容性”。当然，我们进行的所谓“民国文学”研究，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应该适度地反思，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民国文学”的研究走向深入。“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是“新”与“旧”的分水岭。就“民国历史”而言，也有不同的说法。1949年，中国大陆就进入了“共和国”时期，而中国台湾仍然沿用“中华民国”这名称。那么，对民国文学进行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哪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属于民国文学？关于这个问题，丁帆先生指出：“新文学（也即中国现代文学）正确的表述应该是：1912—1949年为‘民国文学’第一阶段（含大陆与台港地区，以及海外华文文学），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60多年又可分为若干阶段；总体来看，1949年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述：大陆是‘共和国文学’的表述（而非什么‘当代文学’）；台湾仍是‘民国文学’的表述（它延续到何时，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学术问题）；港澳就是‘港澳文学’的表述（因为它的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它的文学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同时又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因此，我们只能用地区名称来表述），此外，尚有一支海外华文文学，就一并归入‘港澳文学’。”[22]而民国文学又和它所处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要考察民国文学，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这也就是李怡先生提出的“民国机制”的题中之意。所谓“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23]。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强调文学发展的“现代性”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历史文化细节，甚至是些常识性的误判。譬如对20世纪30年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到3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我们的一些价值判断就往往有失偏颇，不能客观、真实、科学地反映历史存在。另外，如果我们能够参照一些台湾的“三十年代作家”研究，就会让我们获得另外一种学术体验和感受。我们通过台湾“这些作者对三十年代作家的研究动机、写作立场，并分析三十年代作家在台湾特殊的政治气氛、文艺政策下被‘误读’的原因、被‘误读’的策略，从而体认到，正因为‘误解’的伤害与重重障碍，才更显示出‘理解’的必要与难能可贵”[24]。这种他者视角一方面让我们了解了台湾学者对30年代作家的研究和评价，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受到“民国气氛”，尤其是“政治气氛”，这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现代文学研究要想发展，就得不断归纳、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已有的这些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富有哲思意味的创新性思路，拓展了研究视野，从而升华了现代文学研究。这种学术研究的“向上的兼容性”，将引领我们不断跃上新台阶。

二 时代的容涵性：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民国文学研究的勃发

任何文学研究，都和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的容涵性”。现代文学的研究想要突破业已形成的研究“瓶颈”问题，就应该转换研究范式，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在历史细部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关于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有学者曾指出“文学范式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学共同体所一致遵循的一般理论原则、方法论规定、话语模型和应用范例。它不同于文学研究中某个批评家使用的独特方法或风格特色，而是对全部文学现象的总体观照，是一定时期内总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规范着整个文学研究活动的整体框架。它以一定的哲学美学思想为其基础，又具有作为一门具体学科所固定的范围、层次和时域”。[25]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概念，试图以此打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民国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切入问题的具体视角，“这其中既包含了对社会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客观考察，又突出了作家与时代环境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制度、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又深入发掘了作家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迥异的创作心理与文学风格，是一种动静结合的研究方式”[26]。而秦弓先生正是看到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27]，提出了“民国史视角”这一研究范式，并身体力行，写了一系列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的文章，如《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发生发展的。无论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梳理，还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都应当引入民国史的视角，予以民国文学生态环境、生态结构与生态要素的还原。”[28]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研究精神的体现，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风貌的真实还原。现代文学的民国历史背景，是丰富的、复杂的，我们要看到被政治遮蔽了的一些东西，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令人信服。譬如，胡适在《新月》月刊1929年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抨击政府对人权的践踏。我们不能只看到国民政府警告胡适并查禁《新月》第2卷6、7号合刊与《人权论集》，我们也应该看到胡适并没有因此锒铛入狱，而是重新回到北大的讲坛。这期间背后的政治文化生态是值得我们体味的。还有鲁迅先生状告北新书局拖欠版税一事，也足以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还是有法律保障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民国文学，重新走进民国文学的细部，有着一定启示意义。

关于民国文学的研究，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学已经是根深蒂固、人人皆知的学科了，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民国文学研究。为此，张中良先生认为，“其实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得以恢复的表征；现代文学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其多元化格局、作家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与文体等都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遮蔽了民国视角，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正面战场文学等重要的文学现象便得不到真实地反映与准确的评价。历史依据确凿存在，概念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而李怡先生更是从寻找“中国独特性”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作为方法的“民国”。“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更能反映我们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其实还不是笼统的‘中国’，而是作为具体历史表征的‘民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要在历史化的努力中推进和深化，就应该从‘现代性’、‘20世纪’这些宏达的概括中解放出来，返回到如‘民国’、‘人民共和国’这样更加具体的历史场景。”[29]民国文学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是中华民国，是对民国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情感世界的描绘和书写。民国文学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集中展示。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文学，就不得不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只有还原了历史情形，才能比较客观地研究和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因此，研究民国文学就应该重视“民国性”内涵。诚如有学者指出：“‘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价值意义彰显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打开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是传统现代文学三十年研究的另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是回到历史场域、重新发现学术生长点的新际遇。”“民国性”应该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只有将这一内涵的研究置于重要地位，才能激活民国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才能在现实和理论两个维度上凸显民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对民国时期的时代内涵予以某种观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表达和体现了时代的容涵性，时代的容涵性在文学中积蓄、升华。我们以往借助“新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来研究现代文学，强调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质，但“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30]。正是因为看到了以往这种研究的局限性，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等研究概念和范式，试图通过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框架来表达符合中国历史情态的文学史实，挖掘出沉潜在民国历史之中的时代内涵。这些可贵的研究激起了一些学者的学术热情，形成了民国文学研究热（如近年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红河学院、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等举办的学术会议，就民国文学研究问题进行专门研讨）。“民国文学”的命名是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和寻求突破的学术选择，这一视角的确立，丰富了民国文学的历史内容，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边界。但同时，我们的研究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在强调民国文学的历史整体性的同时，往往很容易把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有本质性内涵的“现代”灵魂遮蔽掉，也往往忽略了中国文学“新”与“旧”的区别与联系，甚至为了突出“民国性”有意地强化民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和渗透。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很难挖掘出真正的文学意义。

三 逻辑的展开性：民国文学研究概念系统的生成

随着民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归纳总结出了些重要的概念系统。我们通过这些概念系统，不断地挖掘出被前人所忽略的新价值。“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设想：借助‘民国文学’这样的‘时间性’命名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文学样式，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宏富图景开拓空间。”[31]这种“时间性”的命名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将“现代文学”置于中国文学整体历史发展框架之中，另一方面警醒我们“不能同意认为文学时代只是一个为描述任何一段时间过程而使用的语言符号的那种极端唯名论观点。极端的唯名论假定，时代的概念是把一个任意的附加物加在了一堆材料上，而这材料实际上只是一个连续的无一定方向的流而已；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方面是具体事件的一片混沌，另一方面是纯粹的主观的标签”[32]。这就是说，我们研究文学，既要看到大的历史框架下的文学存在，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文学存在的丰富意义。“中华民国的成立才是中国进入‘现代’的开始，只有自民国文化始，中国文化才进入了真正的‘现代性’语境当中，民国文学也才有了‘现代文学’的自觉意识。”[33]关于这一点，丁帆先生专门著文予以厘清（《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他的几点补充意见》《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章深刻地分析和探讨了“民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若干实质性的问题。丁文的一系列诘问和洞见：“民国文学所确立的‘人的文学’之价值观为什么会被颠覆？为什么新文学原本寻觅的非贫穷、非暴力的人性主题逐渐被转换？为什么文学依附于党派政治会成为新文学一直延续的惯性？中国新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命名的区别在哪里？”[34]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民国文学”以一种整体性历史文化视野来考察这段历史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文化变革，以及战争语境中各种思想的碰撞、交流，甚至是交锋，并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富有学术张力的研究模态。中国现代文学的时段性特征相对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粗略地分为“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京派、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延安文艺）、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等，这些时间段的文学有着相对明显的共同性特征，也传达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走向和历史内涵。但我们研究这些时间段文学的共同性特征及内涵的时候，发现文学存在的鲜活感、动态感被遮蔽了，解蔽和还原文学生态的动态性问题就成为我们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通过民国历史文化生态的还原，让文学存在中那些生动的、丰富的、富有生命质感的细节活泛起来。这种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客观、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现代文学。这也是李怡先生所说的“作为方法的‘民国’”的意义之所在。

随着民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深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被学术界所认可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的形成植根于民国文学研究现实，在大量的基础研究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富有逻辑性的学术展开。这种学术逻辑的展开，生成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概念系统。李怡先生认为，引入“文学机制”，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三个方面的直接推动作用。“首先，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外冲撞模式中跨越出来，形成在中国社会文化自身情形中研讨文学问题的新思路。”[35]“其次，对‘文学机制’的论述有助于厘清文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现代’、‘现代化’、‘民族’、‘进化’、‘革命’、‘启蒙’、‘大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概念，都将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说明。”[36]“最后，对作为民国文学机制具体组成部分的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剖析，可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课题。”[37]李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机制”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释他的观点。譬如《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等，这些文章鞭辟入里，试图返回历史现场，在民国丰富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现代文学研究突破的可能，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也为以往研究中描述脱离历史实际作了很好的去弊。在历史的逻辑中展开文学的细部，在文学的细部中寻找历史的真实“肌理”。“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不能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史的视角，而是应该引进民国史视角，这意味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复原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38]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社会生态给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和空间，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中才滋生出生机勃勃的中国现代文学。张先生提出的“民国史视角”就是试图在这种历史还原中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及其文学现象。他在阐释他的观点的时候，还举例说明，如《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张先生的这种研究既有史论高度，又能以史实说话，让人信服。“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39]笔者认为“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就应该充分重视“民国性”品格。这种逻辑上的展开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提升“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文学的研究要想不断得以升华和拓展，就既要在材料的层面上进行逻辑上的展开，又要在理论上得以逻辑上展开的凝铸。这种既有实证性的分析，又有理论上的引领，才能让我们的民国文学的研究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总之，无论是李怡先生提出的“民国机制”，还是张中良先生提出的“民国史视角”，还有韩伟在学习和研究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民国性”内涵，都试图通过研究范式的转换来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这些研究范式、概念的提出，以及理论性阐释、实证性分析，或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也有值得探讨和商榷之处，但这种努力是很可贵的，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学科要想发展，就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中国现代文学在强调“现代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忽略了，或者说是遮蔽了一些历史文化细节，这就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的分析、判断、研究往往失之公允。而如果我们能够引入一种哲学的观照，对现代文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凝聚其向上的兼容性，发掘其时代的容涵性，分析其逻辑的展开性，从而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范式或者概念系统，就可能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可喜的是，通过近年来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民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学界的认可，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范式，譬如“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可以说，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