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蒙古族英雄史诗的部族特征

各地区、各部族、各国的蒙古英雄史诗都有共同的起源和相似的发展规律，它们都是在早期英雄史诗的基础和传统上，以其题材、情节、人物和叙事艺术为核心和模式向前发展的。但是，蒙古族人分布在中、蒙、俄三国的广大草原和森林地带，他们数百年间很少来往，信息闭塞。因此，各部族的生活条件和史诗发展不平衡，出现了蒙古史诗的地域特征和部族特征。其中，喀尔喀—巴尔虎体系的英雄史诗在情节结构上保留着早期英雄史诗的特征。当然，它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和流变，但到了一定的阶段上处于停顿状态之中，没有像卫拉特史诗那样向前发展。这一体系史诗的故事情节简单，一般是直线式发展，没有多少曲折的发展过程。其结构严密，通常基本情节由一二十个主要母题所组成；篇幅不长，多数是长达数百诗行，最长的也就两千诗行左右。其主人公往往是单枪匹马出场，或者只有一两个亲弟兄或一位助手；敌人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多头蟒古思，勇士与它进行一对一的较量。巴尔虎史诗和喀尔喀史诗可以成为蒙古英雄史诗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依据和珍贵资料。而卫拉特体系的史诗则进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变化。卫拉特史诗的情节复杂曲折，除了基本情节外，还有各种派生情节和插曲。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早已指出，卫拉特史诗“情节极为复杂，因为史诗叙述英雄的大半生，常常从出生开始，然后把他们引向其他领域和汗国，到外界经受考验，去克服各种艰险，让他们对付所遇的各种人……有时会遇到超自然的神奇的恶势力，或者在主要情节中插进去一些辅助的母题，并把他们描写得相当细腻”[7]。随着史诗情节的复杂化，卫拉特史诗的结构也比巴尔虎史诗复杂。巴尔虎史诗一般由一个母题系列（征战型母题系列或婚事型母题系列）或两个母题系列（婚事型母题系列加征战型母题系列，或者两种征战型母题系列）所构成。在卫拉特也有这种由一个或两个母题系列所组成的史诗，但其中有多种插曲。在巴尔虎没有发现家庭斗争型史诗（或“淫荡的妹妹”型故事），可是在卫拉特人中有一批这类晚期产生的史诗，它们取材于民间生活故事。此外，还有一批卫拉特史诗是由多种母题系列所组成的。不仅如此，卫拉特史诗的结构十分严密，每一部分之间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使整部史诗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长篇史诗《江格尔》的结构方式更为突出，它丰富和发展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情节结构，使之成为并列复合型情节结构的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江格尔》的形成，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第三个发展时期，这也就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的到来。

有的卫拉特史诗只有一位勇士，有时一个勇士带一两个兄弟或安达（结拜兄弟）出场。在一批史诗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斗争才最终战胜同一个顽敌；也有两三代英雄与不同的几个敌人进行多次征战的情况。在《骑银合马的珠拉阿拉达尔汗》《汗哈冉贵》等史诗中描述了较大的军事冲突。当然，在长篇巨著《江格尔》中出现了许多汗国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蒙古社会的军事斗争。因为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卫拉特史诗的篇幅比喀尔喀—巴尔虎史诗长，产生了一批长达四五千诗行的史诗。更值得指出的是《江格尔》由200多部长诗所组成，全诗长达20多万诗行。它被誉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可以同世界四大史诗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相媲美。

卫拉特地区有素质很高的史诗演唱艺人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他们都是有名望的艺术家。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不仅仅保存、传播和演唱英雄史诗，而且还补充、丰富了史诗情节，也会创作新史诗。因此，卫拉特史诗有了更进一步发展，达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高峰。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同一本书中，针对卫拉特陶兀里奇说：“在蒙古一些部落中有专门背诵英雄史诗的陶兀里奇，因此，有的地区的史诗作品，不仅迄今还完整地存在着，而且继续发展着，旧史诗被更替，新史诗还在产生。”[8]他接着又指出，卫拉特陶兀里奇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歌手，他们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过一定的演唱训练，并得到有名望的老艺人和听众的承认和选拔，才能成为陶兀里奇。卫拉特陶兀里奇演唱的史诗与其他地区的史诗不同，是一种“文学”加工的作品，其结构严谨和谐，优美雅致，比起其他地区的史诗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同喀尔喀—巴尔虎体系史诗和卫拉特体系史诗相比较，布里亚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处于二者之间的发展形态之中。布里亚特史诗有200多部，缺少《江格尔》那种长达20多万诗行的并列复合型史诗，但它有上万诗行的史诗《叶仁赛》和不少数千诗行的史诗。还有几种不同版本的《阿拜格斯尔》，其中有的长达3万诗行。布里亚特人把史诗叫作“乌里格尔”，在内蒙古许多部族中也有这种说法。布里亚特地区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乌里格尔奇（史诗演唱艺人），有的人兼有萨满与乌里格尔奇双重身份。因此，布里亚特史诗的萨满教色彩浓厚，较多地保存着古老因素和原始宗教习俗。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布里亚特人早已有传统的史诗《奥希尔博克多胡本》和《胡荣阿尔泰胡本》，这两部是反映狩猎时代生活的古老英雄史诗。但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出版的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在布里亚特地区广泛流布，它的影响超过布里亚特传统的史诗，在格斯尔可汗被神化和偶像化之后，有的艺人把散文体《格斯尔传》改写成为诗体作品传播。同时，有的乌里格尔奇把奥希尔博克多当作格斯尔可汗的长子，把胡荣阿尔泰说成其次子，便将这两部史诗接在韵文体《格斯尔传》后头，这样出现了伊莫格诺夫·曼舒特唱本三部曲《阿拜格斯尔》（22044诗行）。除了把上述两位勇士说成格斯尔的儿子，格斯尔让他们求婚远征，史诗结束时格斯尔上天成佛等先后连接的一段话外，上述两部史诗与《格斯尔传》实际上没有多少联系，迄今还是称为独立的史诗。我们国内发现的布里亚特史诗近10部，其中存在着复杂的状况。因为，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共同居住于同一个鄂温克旗内，鄂温克旗与巴尔虎地区相邻，他们的关系密切，所以，布里亚特人演唱自己的史诗之外，有的鄂温克人也演唱了几部布里亚特史诗。布里亚特史诗一方面与巴尔虎史诗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都保留着布里亚特史诗的特征。布里亚特史诗中有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家庭斗争型史诗。和巴尔虎史诗相比较，它们的内容复杂，情节曲折，有许多插曲，同时增加了许多民间传说的故事情节和母题。诸如，史诗勇士常常遇难，保护勇士的是其坐骑、猎狗和猎鹰，他们请勇士的未婚妻或仙女来，使他死而复生。布里亚特史诗中还有许多民间故事的情节和母题。诸如，天鹅姑娘型的故事情节、大鹏偷盗金银马驹型的故事情节、凤凰与蛇型的故事情节、动物感恩母题、地下深洞寻人传说、勇士被害掉进陷阱情节和女扮男装争夺美人情节。这一切都是在卫拉特史诗和许多部族的英雄故事中常见的现象。还有一种在中国蒙古族史诗中罕见的情节，这就是女佣冒充公主嫁给勇士而受惩罚的故事情节。这可能是在其他民族民间故事的影响下出现的。

此外，在同一个喀尔喀—巴尔虎体系的史诗中也存在一些地域和部族的特征。如在扎鲁特史诗中有近代好来宝、蟒古思故事和本子故事影响。乌拉特史诗中存在着不少受佛教影响、汉族影响和关于近代社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