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特征变化的根源

冷战的终结给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带来巨大的变化：经济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政治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全球范围内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中东、后苏联空间都存在着冲突的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国间政治开始升温，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着擦枪走火的风险，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及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与美国的体系层面的矛盾、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地区性矛盾都呈现加剧态势。由此来看，无论是全球性视角还是区域性视角的地缘政治变化，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源。“重新思考出现新的力量中心和权威中心后空间关系的重要性，需要理解媒体、技术、全球化等现象对空间关系、国际政治结构的意义以及决策者、团体和产业看待世界的方式。”[12] 那么，主要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特征的变化呢？

一 高新技术和信息化：地缘政治维度的改变

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巨大效应逐渐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古代国家依靠人口数量、土地面积、资源彰显国家地位不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物质生产能力的高低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科技因素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不仅仅由该国的物质生产能力来决定，更多地受制于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在此过程中的应用程度。正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指出的：“所谓的科学革命……使得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与之相比，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都仅仅具有插曲式的意义，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发生的内部更替……科学革命作为整个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显现，以至于我们通常对欧洲历史时期的划分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障碍。”[13] 进入21世纪之后，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技术、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以及生物科技等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开始兴起，以往的科技革命在带来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等巨大的生态代价，而第四次科技革命能否解决这些危机，带来绿色革命，则是人们的普遍期待。

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技术已成为影响国家间地缘关系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因素，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政治的战略维度、空间维度、竞争维度。

首先，技术的进步使地缘政治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战略价值。新技术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对物质的利用能力，从而使得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旧有的地缘特征也将被新的地缘特征所取代。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环境仅会从两个方面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第一，只有人认识到了与环境有关的因素，环境才能通过心理环境影响人的决策。第二，通过操作环境，这些因素能限制个人依据其对环境的认识而作出的行动或决策”。[14]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就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不再是它的钢的生产能力，而是它的科学质量以及通过研究与发展应用于新技术的状况”。[15] 与工业革命时期相比，今天高科技产业的开发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显著增加，原料成本大为减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原料的重要性降低，相反，对技术依赖性的增强和新技术的不断开发，使得人们对原料的需求激增，原料在一国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提高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注重旧有观念中的地缘得失问题，而在先进技术和战略眼光引导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原料的争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仍然是中东地区长期战乱和动荡的主要根源。这一现象说明，地理因素主导的地缘观念已经被资源主导下新的地缘观念所取代。如今的地缘观念是“技”缘以及“技”缘控制下的资源。“从‘海权论’、‘大陆心脏说’到‘空权论’和‘高边疆战略’，国家间的地缘竞争始终以技术能力所及的物质边界为目标，资源的独占性使得人类数千年来征战不断。”[16]

因此，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和环境的关系。“技术并没有使环境因素不再重要或者过时，相反，技术只是使一组环境因素取代了另一组。”[17] 技术真正改变的是地缘政治中运用实力的形式和背景，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技术发展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地缘政治就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战略价值。

其次，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地缘空间维度的扩大。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时空维度的变化取决于新技术扩散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人类所认知的地理空间得以迅速扩大，对外层空间和海底的探索使得人类的活动领域已经遍及陆地、海洋、大气层乃至外层空间，也延伸到互联网等虚拟空间的领域，目前地缘政治研究所关注的空间是增量的、立体的、多维的。

正如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空间维度的扩大一样，扩大的空间同样为新技术的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利用那些很难开发和过去无法开发的资源和空间，在新的资源与空间之上，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实践最终影响着环境以及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这其中以核力量为代表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应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尤其巨大，以至于大大改变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存在而产生的“恐怖平衡”。美苏两国核武器系统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武器投射能力的发展、投射技术的进步使核威慑的能力超出了空间距离的限制。此后的世界政治中，再也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大英帝国只靠皇家海军就可以确保本国安然无恙的情况了，无论国家处在地球的什么位置，无论是海洋还是高山，都难以阻挡敌国的弹道导弹在几分钟内抵达本国领空。这种技术上的影响使得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被简化为核弹头及其运载系统的数量和质量。核力量的空间分布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关注的新资源布局。21世纪，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热点，不仅因为朝鲜和伊朗所处的地缘位置，更因为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性。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3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强力制裁，俄罗斯则选择适时抛出战略力量的威慑，可见技术力量对地缘战略的影响。

进一步来说，技术发展对空间的拓展和资源的利用使得传统的海陆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海陆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赖。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对空间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陆地地理范围和海洋地理范围在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极大的扩张，它甚至导致了地缘政治格局版图的变化”。[18] 海陆空间范围的扩张意味着海陆关系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同时，也迫使国家必须凭借不断进步的技术因素对此作出反应，在此过程中，国家能够集中和开发更多的技术和资源，并借此确立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实力上的优势，进而达到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和提高采取具体行动的能力。主导性的海权国家不仅要继续掌控海洋，还需要进一步向大陆深处渗透，以掌握和开发陆上资源，而发展陆权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仅仅为了占领领土和掠夺人力物力资源，技术进步可以加强国家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和管理，并能够使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乃至超过本国国界，甚至减弱或加强一国或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例如，今天全球政治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东欧和原苏联地区，而是有着重要资源和地缘战略价值的中亚和中东地区。因此，技术对地缘政治关系影响深远，它使得“国家间的技术关系，已成为反映国家间地缘关系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领域，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方面”。[19]

最后，技术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地缘政治的竞争维度。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交往的密度和深度大为增加，这就增加了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从人—境关系方面来看，一方面，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在提升。20世纪石油资源重要性的陡升使石油开采、加工和运输技术走向成熟，从而带动了以石油及其衍生品作为动力来源的飞机、轮船和汽车的兴起。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造成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而自然资源的逐渐匮乏加剧了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从而增强了因资源而引起的冲突。在乌克兰危机中，由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使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很难彻底，这就使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地缘结构的矛盾非常突出，地缘的分裂与资源的依赖交织在一起，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欧洲国家就必须要开发出新的替代能源。

作为自然和人类世界的一种客观存在，信息一直存在并影响着人类社会，只是它的作用必须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以发挥，在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与之相关的信息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信息就“从一种消息变成了一种资源，一种财富，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响力，一种权力”。[20] 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得信息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之后，作为全球化的动力和结果，信息技术对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推动全球化深入进行的重要技术基础，信息化时代一个重要的变化，不仅在于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和国家间的相互交往规模得以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国家之间新的竞争空间，对信息的开发利用的方式、手段以及观念的更新就会成为国家能否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标准。具体而言，“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权，即信息产生、发送、传输、接收、变换、识别、控制等的能力的大小和拥有量的多少，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基本标准”。[21]

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地缘政治竞争的新维度。在当今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深层次的互联网科技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地缘政治越来越超脱现实的地理空间，而走向互联网构成的虚拟空间之中。

近些年，学术界关于网络空间地缘政治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的成果，成为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新维度。“网络空间虽然没有固定地缘和实体空间位置，但它可以通过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来改变地缘政治权力的重心。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空间，而不再是传统四大领域的附属物，它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又像一条无形的引线，把以往四大空间领域联结起来，形成多维之间互动互补的动态结构。这个新的网络空间看似是非物质的、虚拟的，但是又在物质世界中无所不在。”[22] 在网络空间中，实际上也存在着日益强烈的空间博弈，比如中美之间在网络地缘政治空间的竞争，不仅是两国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能力、影响能力等方面的竞争，更主要的是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安全、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方面，其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核心技术，算法、算力、数据是三个关键发展要素。在5G技术加速物联网社会到来的情形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也将展现更多的地缘政治属性，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其他许多领域发展的促进。[23] 2017年9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全国学生开学第一天发表讲话，他说：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谁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谁就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来世界进一步的不均衡的状态。因为人工智能将成为一些先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它将带来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将提高制造、运输和贸易的效率，增加作物产量，为技术进步打开新机遇。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中期，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它在人工智能中的实力将日益交织在一起。[24]

因此，新科技将是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而新科技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也将是未来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二 经济和能源：地缘政治形式的更新

地缘政治的实质是权力和地理之间的关系。就地理角度而言，“地缘位置既定，地缘环境可变，因而地缘政治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统一”。[25] 这种关系使得地缘政治的发展取决于位置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具体地说，是不变性与可变性的对立统一客观上要求地缘政治分析要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日渐突出的全球性问题迫使国家的发展方向从强调战争与革命转向重视和平与发展。这一发展方式的转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跨地区、跨国界的环境、资源、人口、粮食等全球性问题，单个国家的努力已经不足以解决。“正是在世界主题转换的大背景和全球问题严峻挑战的双重制约下，当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了明显变化。”[26] 时代主题的变化推动各国的对外政策纷纷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对话而不是对抗，协调而不是僵持，尊重而不是仇视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主要内容。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国际关系物质载体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同样发生了变化。

“正如采用广义地缘政治学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角度和要素结构，在其所关注的地理构成、人口和资源分布等传统课题之外，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等问题更受到重视。地缘政治并不仅仅意味着纯粹自然地理的空间运动轨迹，它还可以更多和更细地分解为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技术空间和生态空间。”[27]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被注入了地缘经济的内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结合成为新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新内涵或新形式。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依赖关系被建立起来，甚至离开了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研究就缺少了根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全球化时代被更好地诠释出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结合，不仅对地缘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提升了经济因素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一方面，全球化加深了信息化的影响，相互依赖则密切了各国间的经贸关系，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改变了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从属关系，使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动。冷战结束后，武力与武力威胁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趋于下降，经济因素在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是，军事手段占领他国领土的现象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手段控制他国市场的现象更为普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表明当经济相互依赖在各国间关系的地位得以提升之时，各国纷纷注重经济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及其影响。同时，技术要素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全球化时代下，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深远。“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以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因此，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变得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28]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强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该国控制、利用海外市场的能力。在信息化的今天，当所有国家面对同样的全球市场的时候，资源和信息对国家的海外市场拓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一国经济的强盛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拥有资源的数量、类型和分布态势以及开发、利用和调动资源的水平和方式。“一个国家的力量及其影响市场的能力，是由其支持者的力量与资源情况所决定的。这样，国家就起着一个介质的作用。这就增加了市场经济的极化作用。”[29]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在受到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汇集等冲击的同时，国家也充分调动可能的力量去控制经济活动。以美欧日等资本主义强国为例，它们或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和高技术产业施加对全球市场的强大影响力，或以国际组织的形式结成高度组织化的联合体，从而共享市场与资源。而在资源的获得和对市场的控制方面，信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经济领域，信息的内容日益丰富，信息流通的手段和渠道也不断多样化，从而使信息空间被不断拓展。甚至可以说，当代经济方面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信息的竞争，谁掌握了信息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发展的先机，谁就获得了经济强盛的前提。

经济因素揳入地缘环境的一个重要媒介是距离，经济与地理距离的关系同样关系着一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从理论上说，力量的影响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在抽象层次上，地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体现在这样一种能力上：一个国家有能力在任何时候运用权力去影响或控制它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30] 具备远距离投放能力的国际行为体将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军事主导的时代，强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物资生产能力上，军事武器和人员的运输能力同样关键；经济主导的时代，霸权国家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其经济生产水平和贸易范围的扩张。“地缘政治关系将极大地取决于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生产、贸易与资本的全球分布状况。”[31] 而今，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技术和信息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地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运送能力，把货物、服务和信息最有效和最迅速地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32] 所以，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地缘政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国家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其次，全球化时代能源政治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得到提升。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世界视角下，实力的大小、力量投送距离的远近以及与全球市场的联系程度高低都会影响一国的地位和政策。具体地说，则取决于物资生产、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但是这些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供应，随着技术能力的拓展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能源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全球范围内能源和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地缘政治的关注点，这其中围绕油气地区展开的争夺体现得更加明显。

能源是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生产、分配和利用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讲，其对能源的依赖性更强，能源安全就成为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33] 目前来看，油气能源仍然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主体。“在世界经济方面，相对位置对国家的重要性往往超过该国的绝对力量的大小。相对位置不仅指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的区位，也指与世界经济中物质资源可利用性而言。”[34] 作为物质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能源尤其如此，能源不仅使得乌克兰、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成为所在区域乃至全球地缘格局中的重要战略要素，更是使中东、中亚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中最为瞩目的地区。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显示了油气资源仍然是一些国家发展的瓶颈。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出现不确定性，而欧洲国家也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特别是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比例很高，因而欧洲国家在是否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分歧。能源政治决定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避免危机的发生，有些国家对能源政治的重视甚至在权力政治、军事政治之上。

要实现长久的能源安全，就必须大力开发可再生性能源。美国凭借页岩气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独立的目标，世界其他国家也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极发展新能源技术。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19年出版的报告《新世界：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中指出，正如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塑造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样，全球能源的转型将改变全球地缘结构和国际关系，也将改变冲突风险以及地缘政治动荡的驱动因素，已影响世界超过百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地缘政治或将发生根本性变化。[35]在百年大变局下，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将重塑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可再生能源开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原材料产地，可能会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热点，而大国之间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也将会有新的竞争。

总之，地理、经济、资源这些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结合就是国际社会发展内容不断更新、地缘政治形式不断丰富的缘由。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世界范围内对货物、服务和信息的生产、贸易与资本的全球分布格局，取决于市场、制度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因此，在地缘政治经济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难以在能源支持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占得先机，也同样很难在国际体系与战略格局中掌握自己的命运。

三 要素与方式：地缘政治结构的转换

“世界格局是指国际关系中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或力量对比状态。”[36]“地缘政治格局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以政治行为体为单元（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通过地理空间进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37] 由此可见，地理空间是地缘政治格局存在的物质性基础，地缘政治格局是世界格局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反映。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决定着国家对外政策路线和战略抉择的方向，也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维护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地缘结构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中，各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是一个竞争与合作的过程，这种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反过来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和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因此，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地缘政治格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当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质变时，也就是说，足以改变目前的力量结构时，就将产生地缘政治格局的转换。

“从地缘政治格局构造来看，以大国或国家集团为代表的力量中心是构成格局的支撑点，力量中心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是形成格局的网络条件，而力量中心之间通过这个网络产生的互动是赋予这个结构生命的动力。”[38] 因此，力量中心之间的互动是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方式所在。在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空间—权力的互动是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表现方式，其中，权力主要是以单元层面的国家来掌握的，世界主要的单元国家在地缘空间中围绕权力优势的争夺是早期地缘政治格局的突出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间—权力的地缘结构逐渐转向空间—区域的地缘结构形式，比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图式，它将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区域，即地缘战略区和地缘政治区，通过对区域内政治力量的观察来分析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冷战后，空间—权力的结构和空间—区域的结构仍然存在，但是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主要力量中心的主观性在增强，它们已经不满足于利用现有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优势，而是要积极地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安全的地缘环境，去“建构区域”，比如美国等国提出的“印太”，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对地缘环境的主动性塑造。当然，美国的“印太”区域建构是为了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要带动周边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其目的和胸襟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美竞争凸显、新冠疫情暴发等背景下，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特点更多体现在区域性上。“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化虽然是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所开展的一种国家间合作，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是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的形态，它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洲际性，但正在向全球范围延伸；它带有明显的受到限制的地理性，但更多地表现出经济活动极强的动态性。”[39] 从海陆关系的角度来说，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力量中心之间的交汇处尤其是海陆力量中心的交汇处即边缘地带区域起到了枢纽的作用。

“全球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事实：在地理方面，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它们更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存在着结构性的嵌入关系。”[40]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不是地理学属性上的自然差别，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资源和信息为基础形成的体系上的空间差异。在地缘政治的核心也就是人—境关系中，地理因素是相对不变的，人的因素是主动的、变化的。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嵌入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式的嵌入关系，两者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地缘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