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与论题说明

《盛京时报》作为东北社会由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大众传媒见证，其文学史料丰富。关于《盛京时报》近代文学史料，辽宁大学张永芳教授已带领其团队做了较详尽的研究，而《盛京时报》现代文学史料，尚无完整、系统的史料梳理。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在“外报创始时期”一章中曾介绍这份报纸：“《盛京时报》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发刊于奉天。以张作霖取缔中国报纸颇严，而该报独肆言中国内政，无所顾忌，故华人多读之，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也。”[1]作为日本在华出版历史最长的中文报纸，戈公振指出这份报纸在东北日人办报中处于领袖地位，而当时其他报纸受到当局管控，该报成为华人的阅读对象。无独有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140多名曾在伪满洲国任过要职的人编纂《满洲国史》一书，其中也称《盛京时报》为“在满日本人的先驱”[2]。可见，该报在当时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盛京时报》是日俄战争以后，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初一创办的一份用以观察和了解我国形势的大报。报社位于当时日本在奉天的总领馆内（沈阳市和平区柳州街路西），故名《盛京时报》，报名由清末进士张元奇（后任奉天民政使）题写。该报于1906年10月18日创刊，1944年9月14日终刊，历时38年，在东三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销量最高达18万份，是东三省第一大报。

大众传播主导一定阶层的话语，话语即权力，“政治机制与话语作用紧密交织”。[3]而“任何传递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的结构”[4]。作为日本侵华的“文化宣传阵地”，《盛京时报》以“开通民智”、联络“中日邦交”为名，实则为窥探我国国情，进行文化渗透，出刊第一号《发行之辞》阐明报纸能告人真相：“确使人人知当世时事，悉国民义务以效力于国家，实能补学堂之不逮，相辅以鼓铸国民，其功力、其程度较诸学堂，有过之无不及也。”[5]这份报纸刊载内容涉及我国内政、外交、商贸、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社会风情等各个层面，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是研究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东北历史、东北军民抗日史、东北近现代文化史等极为珍贵的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盛京时报》为东北文学尤其是东北报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是研究东北报载小说的重要渠道。仅小说一项，《盛京时报》共刊载小说3309部，长篇小说70部，中篇小说103部，短篇小说3136部；其中域外小说152部。小说种类繁多，内容涉及侠义、公案、笔记、纪实、侦探、言情、狭邪、谴责、政治、历史、神怪、探险、技击等。这些小说，真实地勾画了东北近现代文学从萌芽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历史变迁，是最具原生态的东北现代文学画卷，在很多方面，均有重要的开创之功。该报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神皋杂俎》（1918）是东北第一家报纸文艺副刊；穆儒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梅兰芳》（1919）首创东北出版小说单行本的记录；长篇小说《香粉夜叉》（1919）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在38年的存续时间内，《盛京时报》文艺副刊拥有较为稳定的作家群和受众群体，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版面，为我们研究东北近现代小说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是东北近现代文学发展最有力的见证。

虽然《盛京时报》保存了如此珍贵而丰富的文学文献，但其文献价值却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一，这份报纸偏颇的政治立场。《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创办的，其目的是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进行舆论宣传，是日本进行文化侵略的主要喉舌。这种政治立场，导致以往“重作家的政治表现而轻文学贡献，重中心地区文学而轻边塞地区文学”[6]的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这段文学史以足够的关注。对其研究往往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未能够全面、细致地反映出《盛京时报》小说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其二，这份报纸创办地在东北沈阳，不是居于文化都市上海、北京、广州等报业发达的地区，而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的主战场亦不在东北，所以，该报很长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但就完整的20世纪东北文学而言，它有着独特甚至重大的意义，缺失这一时段文学的历史描述和研讨，东北文学的全貌、文类演变的历程以及文学成就无法得到完整准确的体现，也不能准确地阐释东北文学生态和文学精神。”[7]其三，东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报刊等现代传媒相互依存、互动与共生，“初期新文艺的存在，几乎全是依新闻纸副刊做为生命的支柱，失掉了新闻纸副刊便没有新文艺存在”[8]。报纸副刊不可忽视，它是“推动新文艺的动力”[9]，东北报纸副刊是东北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依赖于东北报纸，报载文艺是东北近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形式，东北报载文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史料价值。基于此，本书旨在对《盛京时报》刊载的现代小说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盛京时报》刊载的国内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阐释与分析，尝试在东北现代文学的背景下，探索《盛京时报》现代小说独特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