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当代欧陆法国激进思想导论

译者：周阳、郑旭东

法国激进思想和哲学已经成为欧陆思想史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战后这数十年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极具生产性的一个时代。整理出一些数据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知识、生产具有的那种惊人的密度。

1960

[法]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4

[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

1965

[法]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发表了《保卫马克思》（Pour Marx）

1966

[法]雅克·拉康（Jacque Lacan）发表了《文集》（Ecrits）

[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发表了《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7

[法]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发表了《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声音与现象》（La uoix et le phénomène）、《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法]居伊·德波（Guy Debord）发表了《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8

[法]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发表了《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这些名字与标题仅仅涵盖了一个十年，这张表单也远远没有囊括一切。在这里我将给出一个历史性的纲要，以帮助中国的读者把握这些文献的思想背景。

这就是说，这篇文章是面向中国读者的，这一简单重要的事实却带来一个问题：如何更准确地定义“法国性”的地理与文化背景？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事实上却体现了知识生产与其当地语境之间关系的更为巨大的反思。

两个空间上的限定

最直接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的国家或民族边界。或许解释这一点最好的方式是去追问，战后法国哲学的“法国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法国性”真地解释了这一由一大批思想家以及一系列概念和观念构成的现象的任何实质性特征吗？在许多地方，按照某种学术传统，人们创设了某种以国家或民族为基础的命名法。这种命名法部分由于语言：某一观念第一次是用这种语言表述的。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几乎从没听说过像拉丁哲学这样的分类性用语，尽管在某几个世纪里，拉丁语一直是哲学与思想论争所使用的主要语言。

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的”这一属性，唯一的作用就是将尼日尔等英语地区排除在人们对“英国性”所指的东西的设想之外。因此，英国性、法国性这种说法不应被当作中性的描述（即使这种东西存在），但它们标示了某些制度性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并且只是在这些框架内才显得像是自明的。

在整个20世纪中，制度归属与民族身份的地域认同（我们将很快回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已经削弱了，尽管它仍然被激烈地捍卫着。近二十年来，通过国际期刊、会议和研讨班等渠道，不同语言间日益频繁的观念交流日益一体化、国际化的研究体制正挑战着民族主义模式。因此，要是今天还把思想家当作具有一致性的、轮廓鲜明的民族—文化实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是不合时宜的。20世纪法国哲学日益受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agel）等德国19、20世纪哲学家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容小觑。另外三位重要的思想家是马克思（Marx）、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离开他们，雅克·拉康（Jacque Lacan）、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或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皆不可想象。他们中没有一位是法国人，而他们自己的德国性本身也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他们对20世纪法国思想的影响渗透在思想活动的各个层面：从定义何为哲学的迫切问题，到方法论，甚至是战后法国特殊的“法语”文风[2]。

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用“法国的”这个形容词？我想对19世纪民族身份与民族主义之建构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点。在19世纪，民族身份与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建构的一种功能[3]。相应地，正如哲学家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所赞成的，在上述框架之外没有一个可称作法国哲学的单一概念，这一定义只是，由于许多文本是用法语（法国或非法国人）偶然写成的（埃尔·马舍雷，1999）。然而另一方面，人们无法否认，在20世纪后半叶存在着一种密集而又自相矛盾的机构性支配——这事实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因此，这里有一个矛盾的情况，我们应当把它当作关键的一点，以此来把握20世纪法国激进思想。

虽然就许多学术机构而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计划是个决定性因素，这个基于身份的民族框架也阻碍了我们更好地把握某一思想或文化史的各种细节，因为在20世纪里这一计划同样也施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说，除非我们“近视”地将一种非民族文化的生产模式强塞进单一的、人为建构的“印度性”中，就没有办法用欧洲民族主义的术语理解印度次大陆。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说，把印度次大陆当作一个文明或帝国的范围，要比把它当作固定的民族身份更为恰当，在理论上也更准确。印度不是例外，阿拉伯世界、罗马帝国或者波斯帝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与国家相关的民族身份在历史中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参照物十分普遍）。

特定的位置

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分所造成的对立是“法国理论”的第二个主要限定。总的来说，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分立是晚近之事，它是被20世纪的现代大学体系创造出来的。“大陆”这个标签是北美和英国大学中的哲学家率先使用的。

实际上，北美与英国的哲学系都是由所谓的分析哲学主导的。诸如弗雷格（Freg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S Peirce）、蒯因（Quine）、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斯特劳森（Strawson）、戴维森（Davidson）等哲学家，或者诸如罗尔斯（Rawls）、哈耶克（Hayek）之类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被当作是属于分析传统的，这种机构性声明以及地域性思想很容易就能被如下事实反驳：德勒兹是怀特海的读者[德勒兹，1993，威廉姆斯（Williams），2005]，拉康对皮尔斯以及克里普克（Kripke）的《命名与必然性》也有大量评论。类似的事实还有，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实证主义之父，以及涂尔干（Durkheim）都在所谓战后法国或大陆哲学之中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布伦塔诺（Brentano）以及19世纪晚期的波兰形式逻辑学派的哲学家扮演过像弗洛伊德（Freud）一样举足轻重的角色。形式逻辑领域的许多中欧先驱者会认为大陆的与所谓分析的哲学之间的分立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今天称之为机构性的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可能标记为康德之后的思辨哲学（尤其是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埃贡席勒（Egon Schiele）、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规避与排斥。大陆哲学常常但并不总是涉及上面我所提及的那些德国哲学家，当然它也涉及更为晚近的思想家：德语思想家譬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狄奥多·阿多诺（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或霍克海默（Horkheimer），法语思想家像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阿尔都塞，或更近的巴迪欧（Badiou）、朗西埃（Rancière）甚至是阿甘本（Agamben）。

现在，让我们在与大陆哲学研究进路的对比之中，对什么是作为建基于大学之计划的分析哲学，给出一个综合性定义：

1.如果我们接受其谱系学的一种笼统勾勒的话，分析哲学是以如下观念为基础的：所有经典哲学问题，诸如真理、本质或主体性，都应当在语言的用法的框架内进行重构、重新表述，当然用上谓词逻辑就更好了。这意味着，像黑格尔或马丁·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计划可以被当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丢掉了。当然这个公式并不被所有的机构性的与“分析”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们所赞同。

2.在其制度化版本中，分析哲学追求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路径。这一实用主义在其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包括指向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实用主义路径，它能够追溯至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这条分界线事实上并不取决于分析哲学家们20世纪的研究计划，也不奠基于维特根斯坦或形式逻辑之上，它的前身倒是更可能追溯到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及其对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反对，尤其是反对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的激进观念。关键的一点是，结合着一种对哲学家们制订的宏大纲领性计划的怀疑态度，哲学仅仅被设想为一种个人的学术关切。[参见乔纳森·以色列（Jonathan Israel）关于激进启蒙运动的传统及其英国反对者的著作，2002]

3.其他许多在不同程度上被照例贴上“大陆”标签的哲学传统都是起始于对康德的计划的批判。这里的要点——黑格尔已经将之体系化——是，这个世界中的对象的物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现实。因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给定物，而是一个成问题地、历史地展开并与人类主体相关联的空间。胡塞尔的现象学，尼采对表象的批判以及海德格尔关于对存在的遗忘的理论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然而对此问题的回答、论题以及最终结果却将这些思想家直接地区分开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分析与大陆哲学的对立的两端并不是对称的。人们也许能够勾画出一个称之为“分析”的机构性计划，但“大陆”这个标签却并不涵盖一个同质性甚至纲领性的计划。

4.在很多情况下，20世纪的哲学观念将其自身定位于一个超越学术机构的宽泛智识领域，也就是定位于独立的期刊、艺术和文化机构中。因而哲学家更多的是以公众人物的面貌出现。就此而言，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当然还有现代传统的艺术流派，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流派，它们在公共领域中开展的活动，对一大批外在于“分析”计划的哲学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法国，这个广泛的智识领域进一步是由教育体系支持的，在这个方面，法国事实上是欧洲的一个特例。

历史背景

现在，对于战后法国思想家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与局限，我们的理解正变得更加细致。接下来，还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探究，以使我们更能够理解法国是如何恰好成为20世纪后半叶理论创造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的。在这一背景中有三个决定性因素。

1.法国的教育系统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的学校体系经历了几次改革。到了20世纪，哲学成了高中生的必修科目，对于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时至今日，哲学仍然在高中被讲授，这与某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体系对于哲学的传播与流行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毫无疑问它为人们参与哲学讨论做了更多的准备。在这些最有影响力的学校中，人们常常想到巴黎高师（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in Paris）、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还有索邦大学（La Sorbonne）。巴黎高师，是一所在正规大学体系之外的精英学校，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到它，是因为战后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受教于这所学校（这里有一个伟大的例外：拉康）。萨特、德勒兹、阿尔都塞、巴迪欧、朗西埃、列维—施特劳斯（Lèvis-Strauss）都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这是一个法国特有的、封闭的且又极具地域性的体系，在这里，人们相互之间几乎都认识。这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对法国智识生活的分析中详细研究过的课题[布迪厄（Bourdieu），1984]。与此同时，这同样一个机构性和教育性的体系对于巩固法国共和派的民族认同也是有帮助的[古廷（Gutting），2001,391—393]。

2.法国革命的历史与哲学家的角色

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就是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相较而言，卢梭和伏尔泰（Voltaire）是广为人知的现代政治、哲学思想家中的两个。据说圣鞠斯特（SaintJuste）与罗伯斯庇尔至少在早年是受到了卢梭的启发——姑且不论对于雅各宾主义来说卢梭的真正意义何在——这揭示了理论与政治计划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区分同时也是欧洲智识生活自身之中的一个区分。法国大革命标志了激进现代性与由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代表的保守现代性之间的历史性区分。因此，法国大革命同笛卡尔主义成了两个要点，在这里，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知识的主体与行动的主体之间的张力，作为契约程序的政治（politics）与作为权力斗争的政治（the political）之间的张力，这些都成为社会关系核心中的决定性划分因素。就整个文化与哲学论争而言，人们还应当将自19世纪以来法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将公社的经验还有诸如A.布朗基（Blanqui）和M.蒲鲁东（Proudhon）这样的革命家的影响考虑在内。

3.19世纪哲学

具体在哲学领域，一战之前的19世纪哲学传统是由三个学派主导的：唯灵论（spiritual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观念论（idealism）它们基本上是受勒奈·笛卡尔、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伊曼纽尔·康德的影响的。这里，我们不应当忘记由加斯东·巴什拉（Bachelard Gaston）和康吉莱姆（Canguilham）代表的法国认识论，这两位都是那些扬名于战后的哲学家的老师。黑格尔在一战前那十年间相对有限的影响也相当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学院哲学，共和主义民族学派。另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 Parte）垮台之后的政治建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战后这一场景改变了。像列昂·布伦茨威格（Léon Brunschvicg）（他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二十年法国大学哲学中重要的人物）这样的学者完全消失了。相反，巴什拉和康吉莱姆成了对阿尔都塞和福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事实上是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奠基石[4]。另一个长期被遗忘的19世纪晚期“老派学派”的哲学家柏格森被德勒兹在1966年复活了[5]。德勒兹与柏格森之间的对话事实上是德勒兹哲学发展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参看发表于《批判》（Critique）杂志，2008年5月732号上的通信]。

激进性

现在作为我们的考察的第三步，我们能够接近“激进”这个属性了，正如它在这个讲座的题目中所标示的。我想用“激进性”这个词来综合那横跨了战后法国思想之中极为多样化的诸计划的四个特征：与19世纪学术遗产（这体现在其哲学内容还有其民族主义框架）的对峙、德国哲学（最主要的是海德格尔）中的穿行之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批判性解读，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申人文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努力。这最后一点不仅是不同哲学著作的内容的问题，也包括新机构的组建——比如在1968年事件的余波中成立的文森（Vincennes）的实验大学和国际哲学学院。这些机构都力图变得富有实验性、激进性，能够超出巴黎既有的学术世界。在德国哲学中的穿行之路是一条既混乱又复杂的道路，它应当在人们试图与早期民族主义的和观念论的哲学家决裂这一意图下理解，但同样地这条道路也为法国被占领的经验和纳粹主义所渗透。与19世纪遗产的对峙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反映，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和现象学的影响。科耶夫（Kojève）在20世纪30年代对黑格尔的引入，加深和推进了这一点。现在，重点是不要仅仅在内容层面上理解这种对峙。正如我已然指出的，某些19世纪晚期的哲学家仍然对诸如德勒兹和福柯这样的人物产生了无可否认的影响。更为激进地看，这一对峙涉及民族主义框架，并植根于知识分子的抗议文化之中，且这种对峙则主要是由三种重要经验构成：两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就此而言，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发表在以萨特为中心的巴黎知识界重要刊物《现代》杂志创刊号上的《战争已经发生》表露了这个时期的心情：“如果大学要成为一个事实，那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往日的伤痛已被抚平，而一种有效的自由的条件从一开始就要被实现。在那之前，社会的生活将仍旧是幽灵之间的对话、一种斗争，在这里真实的血与泪猛然开始流淌。”这种激进性是一种不断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运动在1968年事件之后的那些日子里耗尽了自身。

今天，这种激进性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它才可以被更好地当作一个时期来把握，它的主要特征和主导趋势才能被考察。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kampot），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是一本流行的关于法国当代思想的导论性著作的作者，曾经认为德里达、德勒兹和费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著作共享了一个非原则的原则，传播了一种视角主义，或者换句话说，一种激进的主观相对主义，一种“为我自己的存在”（being for myself）的哲学。因此，他这样写道：

毋庸置疑抛弃“存在”，保存“为我自己的存在”这样的首要假设将会被重新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也将被正视：为了保存“存在”而抛弃“为我自己的存在”。[6]

与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kampot）的预言相反，最近这二十年显示，后1968年一代之后的法国思想的复兴非但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走，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似的富有活力和强烈的智识活动也并没有被再生产出来。最近流行的思想家像巴迪欧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还有知名度低一点的像克里斯蒂安·杨贝（Christian Jambet）或居伊·拉德罗（Guy Lardreau），都属于后1968年一代。少数几个例外当中的一个，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证明了我在这里给出的观点。他的哲学著作，《有限性之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德贡布所考察的那一类法语语境中，相反，在所谓思辨实在论这个集体性的旗帜下，它几乎立即被整合进一个更为宽泛且更为国际化的语境中。

三个横贯轴上的话题

对于二战之后的这个时代，或者更具体地说，对于萨特之后的这一代人来说，人们或许能找到三个话题坐标轴，来帮助我们划定20世纪思想史中这个格外具有生产性的时代。

1.历史性时间

法国观念论与实证主义的对立主要引发了对于作为变化（change）与作为叙述的这一历史性（historicity）概念的一种有争议的关注。这一关注可以追溯至法国思想语境中对黑格尔的重新引入。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黑格尔的讲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而那些当时还年轻但此后在法国思想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他们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参加这些研讨班这件事本身就使得这些讲座成为一个传奇性事件。

在科耶夫的诠释中，这一向黑格尔的转向，标志了在哲学和思想领域中的一个转变。那些标志了法国近期历史的历史性事件、革命还有战争被学院哲学忽略了，而这个转变的批判性意思指向理性主义者和观念论者的学院哲学正是造成这一忽略的原因之一。即使如此，萨特和梅洛—庞蒂也是能够被视作由科耶夫引入的这场辩证思想的直接对话者，同样重要的是至少找到像雅克·拉康和米歇尔·福柯这样的思想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起点。我这并不是说这些作者都分享了同样的基础假设、方法论甚或行动的领域。他们是相当不同的思想家，他们的轨迹很少有交叉点。但是，事实仍然是，拉康和福柯都曾经关注“作为一种内在历史过程的主体的来临”。拉康重新表述了弗洛伊德式的对症状（symptom）的考察：一种对可以说是家庭生活史的逻辑考察，而福柯则着手发掘像正常性（normality）、控制（control）和性态（sexuality）一类概念的意义的时期性层次。事实上，这些计划都是从一种最初被视作外在于历史性时间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历史编纂学的基础的。如果人们再一次回顾他们各自的发展，就会发现在他们的智识生活的终点上，这同一个计划使他们追问这一向历史性的转向中的一个常量性术语：欲望，这是他们从亚历山大·科耶夫和黑格尔主义传统中继承来的。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在其《性史》和晚期的伦理转向中，上述这一追问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对于雅克·拉康来说，是体现在其对“快感”（Jouissance）概念的详尽阐释上，以及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他称之为“实在”（the real）的强调中。

总的来说，向历史性的这一转向意味着一场从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经典哲学问题向历史的事件性（eventfulness）转移的运动。

2.政治主体

将主体的概念历史化，这意味着：首先，变化与断裂的历史的或时间性的显现决定了主体的概念；其次，这些转换与变化发生在一个基本上是社会性的领域之中。因此，对政治维度的参照变得至关重要。这里的核心概念有：萨特那里的“实践”（praxis），以及阿尔都塞此后的著作表述的被扩展了的政治（politics）概念[7]。如果亚历山大·科耶夫在引入黑格尔式辩证法和历史性概念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政治的概念则将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譬如，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的“实践”（praxis）概念就强调了这样一种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人类既是生产的积极施动者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论观点是相对立的。实践旨在强调这样一种固有的可能性，通过某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异化劳动过程相对立的生产性模式（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活动），这种可能性政治地超越了现存社会关系。正如萨特曾提到的，“……人类学的基础是人本身，但并不是作为实践性知识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有机体，他生产出知识作为其实践的一个环节”[8]。这几句话应当在与另一个有影响力的战后哲学学派的争论中理解，这个哲学学派悬置了作为积极施动者的主体，而将之归于现存体系或结构中的关系。阿尔都塞的著作代表了与萨特极端对立的一方，但是他们两人基本上都考察了作为转变的施动者（agent），或者说作为现存情势中的一个断裂的这样一种历史主体（historical subject）的可能性。在阿尔都塞这里，解决方法基本可以说是将“科学”重新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神秘化过程相对立的东西。因而，这种科学就意味着主体的范畴被缩减为仅仅是意识形态质询的效果。

因而，法国思想当中的第二个话题轴中的理论野心可以被总结为尝试插入一种新的哲学任务：如何思考作为集体性实体的主体，与作为斗争、歧异（disagreement）的过程的政治（politics）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同一个论断还意味着，政治的论域被扩展了，它超越了我们可能称为政治性公共话语的东西，并包含了潜藏在任何一种推论（discursive）的产品中的政治性时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讨论理论中的政治，它是划定了现存的科学、美学和文学工作的基础的特定的政治假设与前提。在这方面，当代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他是阿尔都塞的弟子——是《读〈资本论〉》一书的作者之一，他的工作可以被看作从另一个方向对上述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发展[9]。

3.作为哲学考察对象的日常生活

接着前两个话题轴，第三个话题轴可以被表述为：低俗与高雅之间关系的暧昧不清，日常生活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表象与文学或高雅文化作品之间关系的不可区分。这第三场运动是与欧洲现代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这样一种方式，这第三个话题轴与学院哲学离得最远，它开启了一个文化考察的领域。这里我仅仅举出这几个看上去是如此不同的思想家，像雅克·拉康，他在精神分析领域里活动；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一个成熟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一个理论家和艺术家，他的《景观社会》一书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先驱性分析；最后是那群与法国符号学或后符号学浪潮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这里举几个例子：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格雷马斯（Greimas）、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以及先锋文学期刊《泰凯尔》（Telquel）的编辑委员会]。需要注意的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思想家归属于同一个计划。譬如在列斐弗尔和拉康之间就没有直接的或历史的联系。把居伊·德波同罗兰·巴尔特或列维—施特劳斯摆在一起也是挺别扭的。不过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里的共同点是一种对哲学的激进追问，是对大众化的、基于日常的微—事件（micro-events）的一种主动的和高度概念化的兴趣，进而也是对包罗万象的、跨越多学科的话题的偏好。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拉康将症候、歇斯底里理论化，他研究精神病医院的患者所带来的东西，研究无意识概念和它在诸如梦、爱情或俏皮话以及口误这种看似非哲学的生活细节中的显现，诸如此类他理解为像语言一样被构建的东西，这些成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研究的起点，而这项研究对于法国智识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作为法共最杰出的哲学家，亨利·列斐弗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研究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的计划[10]。一方面，这些计划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第一个论题，即历史性（historicity）的激进化。列斐弗尔和拉康的计划都可以被视作是对理性的笛卡尔式主体性的一场反叛。列斐弗尔从这样一场造反运动中得出了结论，并且在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阅读中重新定义了“历史”：它不是作为伟大的事件或名字大写的“历史”，而是作为在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展开的诸多细微历史的大千世界。低俗之物，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中转瞬即逝的相遇，还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日常生活的规定，都成为了列斐弗尔的参照点。

情境主义艺术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居伊·德波在其1967年的著作《景观社会》中提出了这样的论题：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是被同时作为产物和生产机器的图像所决定了的。大众传媒、视觉和非视觉的图像取代了商品的古典物质形式。景观是资本主义积累浓缩了的形式。自此以后，《景观社会》的核心论题启发了许多作者，他们之中，博德里亚就非常借重德波的论证。

第三拨人——我在这里称之为符号学浪潮——包括与多学科研究计划相关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这些计划致力于研究从文学文本到时尚、电影以及所谓的原始社会、艺术和政治理论的种种现象。起初，这个浪潮被视作代表了一种结构性研究路径，它受到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启发。首先，其主要特征是他们称之为符码—系统或结构的东西的普遍性。符码—系统是有待解释的矩阵，从这个前提出发，所有现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非一个简单现象的混合物来理解与分析。其次，符码基本是一个语言学实体。所有符码，视觉的、声音的以及书写的，都可以通过将它们化约为一个基本的语言学结构而加以分析，都可以在一个交流图式当中得到解释。因此，隐喻、转喻、外延与内涵，这些从修辞学和语言学中借来的术语，都被用来研究广泛的文化表达，譬如绘画、商业广告或时尚产业中的变化。

结论

这一包裹在学院理性主义中、与笛卡尔式主体概念的批判性对峙，与实证的科学主义相对立；它是这一格外多样且激荡的思想对话——与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时期的支柱。本着自由精神，超越陈腐的门户之见的对弗雷格、怀特海或罗素的阅读也加入了这场由战争体验、现代主义时代的终结以及法国殖民主义国家、机构的衰亡这些因素构成的大冒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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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段有意思的讨论可以参见[美]约翰·赫克曼（John Heckman），1974。

[2]详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2。

[3]参见[法]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自己对这一点的解释，1970(1968)，322—324。

[4][法]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91。

[5][法]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kampot），1980，190。

[6]试比较《哲学作为革命武器》，1968。

[7][法]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63，179。

[8]譬如，参见[法]朗西埃，1995。

[9][法]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