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诗歌中的声音问题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包括节奏、韵律、音韵、音乐性、格律、方言、朗诵、歌谣、唱诗等[35]。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中的声音问题，我们可以从理论研究与诗歌创作研究两个层面来进行梳理。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声音的理论研究

就理论研究的层面而言，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整合声与音的关系。黄丹纳在《新声诗初探》（《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中提出“新声诗”概念，他认为声乐与文本是新声诗的两个层面，“就‘新声诗’而言，其‘声’的要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声乐层面，二是文本层面。二者相对独立又相得益彰，共同把‘声’在诗歌中的艺术功能发挥到了极致”[36]。但随着白话文学运动的展开，“其诗句的结构和声韵型态，不仅打破了古代‘文言’相应的声韵格律，而且‘新声诗’与‘新徒诗’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别。‘新声诗’基本上保持了‘韵文’的传统；而‘新徒诗’中大量作品则散文化了”[37]。唐文吉在《声音与中国诗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中认为，格律不能从根本上阐释声音问题，而选择从词语的内听角度，提倡声诗合一。他提到，中国诗歌从歌迈向语词，经历由外听走向内听的发展过程，故而认为应该回到歌中去发现声音，从歌词中去寻找新诗的未来。林少阳的《未竟的白话文——围绕着“音”展开的汉语新诗史》（《新诗评论》2006年第2辑）中，林少阳探讨音、形、义之间的词源学关系，挖掘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其中，区分出书面体的嬗变和声音媒介的差异性，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音展开的歌谣收集运动和与20世纪50年代新民歌对声的实践两个角度，简要概述了白话文运动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汉语诗歌的演变史，进而追问新诗的出路。由此能够看出，一方面音与声通向了两种诗歌音乐性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和交融。

第二，回到汉语新诗的研究脉络中。刘方喜从美学关系出发，对声情理论进行构建。刘方喜的《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和《“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两部著作，都试图从声与情在诗歌的互动关系中，构建20世纪诗歌的发展脉络。刘方喜的《声情说》强调汉语诗学的独特性，他认为“声情”重视声音的“内在的功能本质”，他试图超越三种模式，即“形式主义与片面强调情感表现的心理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语言工具论及语言研究‘意义—形式’二分法”和“‘主体—客体二分的单向作用模式’”，从而建构“有限性—超越性”“体—用”和“天—人”的诗学体系。[38]在“声情说”的基础上，刘方喜在《“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中，将新诗的论争作为切入点，集中于声音的探讨，从而进一步呈现“声情说”的重要性。他将1985年中国现代诗出现的两大阵营，即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代表的汉诗倾向和以“非非”“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将关于本土化问题的分歧作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诗歌声音论争的症结，分析了语言形式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矛盾分歧，从而呼吁重建“汉语文化共享体”，提倡重视形象、意义、思想、意象与汉语韵律的关系。江克平（John A.Crespi）的《革命的声音：现代中国的听觉想象》（Voices in Revolution Poetry and Auditory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2009）中，追溯了20世纪朗诵诗歌的源头，从民族、政治与美学等多角度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朗诵历史。并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毛泽东时代起，逐渐分离出区别于“运动”的朗诵“活动”，这种趋势打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走向了与市场化相呼应的集舞台表演和歌唱艺术为一体的新型诗歌朗诵活动。在近几年海外汉语诗学的研究过程中，可以说，江克平（John A.Crespi）从汉语新诗的历史语境出发，颇具建构性地填补了汉语新诗中口头声音研究的空缺。此外，梅家玲在《有声的文学史——“声音”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汉学研究》2011年第29卷第2期）中，也试图从现代性的框架中，从“读诗会”的“音声实验”以及“朗诵诗”的发展，诠释汉语新诗中声音的历史变迁。黄丹纳在《论新声诗的现代性》（《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中，将新声诗与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相结合，突出“新声诗”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根本差异就在于现代性。赵黎明在《“声诗”传统与现代解释学的“声解”理论建构》（《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中提出，口语白话诗和音乐性流失造成了汉语新诗与传统诗歌的断裂，需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和“新诗的戏剧化”[39]几个维度寻找声音。

以上从理论研究层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中声音问题的考察，一方面跳离出古典诗歌的声音局限性，为汉语新诗开启了新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对于汉语新诗中声与音的互动，声与情的互动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但同时，也容易陷入诗学论争或者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中，而没有立足于汉语新诗创作特色，更无法真正意义上为声音的理论体系和动态研究找到出路。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创作的声音研究

早在1989年，胡兴在《声音的发现：论一种新的诗歌倾向》中就指出“第三代”诗人区别于朦胧诗的“无调性”[40]创作特征。直到2008年，张桃洲在《论西渡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声音问题》中特别指出，“20世纪前半叶新诗在声音方面的兴趣，大多偏于语言的声响、音韵的一面，而较少深究集结在声音内部的丰富含义。进入当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声音的复杂性引起了程度不一的关注，声音成为辨别诗人的另一‘性征’”[41]。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创作的声音问题，已成为当下诗学研究的重要论题。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个人化的声音特征，其中包括对翟永明、西渡、欧阳江河、钟鸣、陈东东、张枣、伊沙等诗人的文本细读。研究者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以诗人所使用的分行、停顿、构词、口气、句式长度、韵律、节奏等为依托，从诗歌构成的体系中探寻每一位诗人的个体声音特质，“每一个诗人的成功必依赖于此种‘个体声音’的特异”[42]。这其中，包括西渡的《诗歌中的声音问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敬文东的《抒情的盆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周瓒的《翟永明诗歌的声音与述说方式》（《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张桃州的《论西渡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声音问题》（《艺术广角》2008年第2期），荷兰莱顿大学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对抗的诗？——伊沙诗歌中的声音与意义》（Rejective Poetry？Sound and Sense in Yi Sha）[43]。翟月琴的《轮回与上升：陈东东诗歌中的声音抒情传统》[《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3期]，翟月琴的《疾驰的哀鸣：论张枣诗歌中的声音与抒情表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赵飞的《剔清那不洁的千层音——论诗歌语言的声音配置》（《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精神、动荡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Mayhem and Money，Leiden.Boston：Brill，2008）中涉及了歌手、诗人颜峻的朗诵和音乐表演形式，等等。

从这些研究中能够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影响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同时又重视个人化的声音特质。但这些研究更多聚焦于个案，而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