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要理论视角

本书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来阐述铜鼓舞这一文化事象是如何在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影响所带来的整个文化生态的变迁过程中发生渐变的，并试图去理解不同民族、族群社区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空间中维系社区内部及与政府构建的外部空间的稳定与和谐。因此本书将运用文化生态的理论来阐述时空“固定性”的打破对于社会固定性的解构问题。另外，本书也试图用“集体记忆”的逻辑去解释文化生态变迁过程中，国家在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又应该如何调动文化持有者的能动性，并讨论国家以及文化持有者又是如何合力通过“集体意识”的重塑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传承。

一 文化生态

铜鼓舞的传统保护与铜鼓的神圣性意义的保持有紧密的关系，更与村寨社会文化生态有重要的关系。“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于1955年在其著作《文化变化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172]中首次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环境、生物有机体与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此产生了两种认识。其一，文化生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与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173]。正如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阐述的，“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一种学说。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174]。其二，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如刘春花认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175]概括而言，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和内部生态秩序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文化同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协调，形成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文化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协调，使各种文化样式、文化板块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张力，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形成文化的内部生态秩序。文化的内部生态秩序是文化功能得以发挥和文化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根据，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则是文化自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文化的内、外部生态秩序都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时，文化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浸润于文化中的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从本书将要讨论的个案来看，文化生态的视野将贯穿整个研究的始终。作为民族文化事象的铜鼓舞因为文化生态的变迁逐渐式微而又借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本书选择用文化生态的视角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是为了反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和对策，从而明确如何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保护”与“创新”的关系、“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以及“主位”与“客位”的关系，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二 集体意识

铜鼓舞是集体性的舞蹈。对这个集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需要关注社会集体意识的建构及再生产。

在集体意识的研究中，涂尔干做出的贡献是巨大并影响深远的。为了批判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法学把分工研究完全建立在“私利”与“公益”，或者是“私法”与“公法”基础上的研究取向，涂尔干另辟蹊径，从社会学角度深刻揭示了分工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通过对“机械社会”以及“有机社会”两个基本概念的深入阐析来论述社会学研究并不单从利益（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出发，它所关注的是能够将个体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即涂尔干所说的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176]涂尔干进而提出：“集体意识，即社会一般成员中比较一致的信仰与情感体系。”[177]

在涂尔干看来，集体意识超越了个体的存在或具体的人类欲望，纯粹的人类思维个人化几乎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因为思维与语言要通过社会互动才能完成意义的建构。[178]换个说法，没有人际互动，人类学语言就无法形成；没有语言的依托，人类的思维则无法升华，而没有思维的升华，人类特有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所以，集体意识一定超出个人范畴。[179]

从集体意识出发，涂尔干还提出了“集体欢腾”的概念，即人类的情感能力如何通过欢庆活动、典礼仪式、音乐舞蹈、假日聚餐等变为文化传承或文化创造的能力。[180]本书讨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在贵马村、城寨村以及龙中村丰富的欢庆活动通过“集体欢腾”的方式巩固了村民们的集体意识。通过对这些节日仪式的深描，本书揭示了其中深刻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缺损的文化空间以及断裂的文化中，重构和谐的文化生态以及扩大了的集体意识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有效路径。

三 集体记忆

村寨的集体记忆对于集体意识的建构和维持至关重要。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通过记忆的共享而非私有化，介入的声音越多，回忆的内容就会更加准确。然而涂尔干在提出“集体欢腾”的概念之后，并未回答如果仪式性的集体欢腾展示着文化传承与创造，那么在社会生活稳定的时候，又是什么力量把人们绑到一起？尤其在有序的常规化生活情境中，人们又是如何维护着文化的传承并找到文化创造的条件呢？哈布瓦赫成功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集体欢腾与仪式化的历史追溯需要人们对以往的追思以集体记忆的形态活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集体记忆恰恰是集体欢腾在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迸发出激情的源泉。[181]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观点的基础上，完善了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他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82]。

保罗·康纳顿认为，群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83]有学者甚至认为，离开社会记忆，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184]那么作为文化事象的非遗是通过什么方式延续文化的？这是笔者需要通过文献资料以及口述史去了解的，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去阐释田野点的人们是如何通过长期的实践和历史积累来传承文明的。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三个田野点的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父辈靠天生活的生计方式而出外打工，原本依靠家族的“熟人社区”结构被打破，传统文化的维系成了问题。一项对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关系的考察证实，集体记忆对加强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名及相关保护、传承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社区去还原传统文化，在“传统的发明”过程中激发文化持有者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自觉的保护和传承也成了可能。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村寨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文化生态对于文化事象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良好的文化生态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事象的良好发展又会促进文化生态的良性运转。对于一个特定的社区来说，文化事象的神圣性与村民的集体意识有关，通过集体记忆的维护和再生产来强化集体意识，从而使文化事象的神圣性得以维持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