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有春

新中国成立后依附于民族学研究沉寂了数十年后，人类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重新起步。随着学科建制的恢复，各地的人类学科研教学机构在90年代陆续得以重建，大量的欧美人类学经典作品被译介进来，国内学者的一些极有分量的人类学经验性研究作品也陆续问世，推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复兴与整体发展。在此过程中，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异军突起。

进入21世纪，以参与艾滋病防治为契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介入公共健康与民族医学的研究领域，医学人类学发展迅速。在研究与健康及疾病相关的社会文化议题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家展现出了巨大能量，发表了一批数量可观与质量优良的研究成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医学人类学完成了一个历史性转型，从早期的学科介绍、国外著作翻译、基本理论方法的阐释迈向了教材编写、课程开设、人才培养与扎实的田野调查并重的时期，中国医学人类学已经穿越了其“成年礼”（参见景军，2012）。在国内设有人类学、民族学系所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几乎都有医学人类学家的身影，且他们多是这些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

2003年建所伊始，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就以医学人类学为重要的学术领域与学生培养方向，为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十几年来，本所培养出不少活跃在医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者，人类学所师生陆续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论著，成为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机构之一。遗憾的是，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成果以学位论文的形式被搁置在图书馆，尘封了起来。

2019年初富晓星博士与我谈及此事，我们都觉得十分可惜，便有了一起组稿并结集出版的动议。之后，一向以行动力见长的晓星博士一直推动此事，并在年终与出版社敲定了相关事宜。12月25日上午，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谢蕊芬编辑商讨完组稿、出版的一些细节问题返回学校不久，一则关于前一天凌晨北京一起恶意伤医事件 [1]的消息就给我们即将开始的组稿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年底发生的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将本书的出版置于一个惨烈而魔幻的生活世界中，使其倍加迷茫而漫长。但在全社会空前关注疾病与健康的历史当口，编辑出版这样一本医学人类学文集显然又是必要、适时的。

本书收集的七篇论文皆出自80、90后年轻学子之手。与前辈学人相比，他们无论在选题还是理论关怀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前辈学人多致力于探讨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疾病认知与医疗实践，考察政治经济因素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以及艾滋病、毒品、养老等公共健康问题的社会文化应对，等等。其研究对象是相对陌生的“他者”或异文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客二分、泾渭分明。前辈学人所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文化议题，其研究带有鲜明的社会关怀性质。相比较而言，年轻学子则多作微观叙事而少宏大主题。研究者从日常生活出发，关注身边人的疾病与身体体验。其中不少研究者本身属于研究对象群体，这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主客交融、界限模糊的状态，从而生发出一些带有共情特质的文化理解。从生活体验出发还使得医学人类学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社会文化研究转向了身体体验研究，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得以凸显。这样的研究取向反映了年青一代学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禀赋，也与现代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相契合。

七篇论文有两篇与大学生的身体体验和实践有关，两篇与生育有关，一篇探讨围绕香烟所产生的话语与身体体验，一篇涉及医患纠纷处理中的叙事，另有一篇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不仅一般公众对月经讳莫如深，人文社会学界对月经的关注更是寥寥无几。围绕月经形成的禁忌成功地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学术领域，使得月经本身成为一个禁忌，甚至“月经”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魔力，说出它都是一件犯忌的事，“例假”、“大姨妈”就是这种文化语境下的一种隐晦表达。然而即便如此，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直言“来例假”、“大姨妈来了”仍需要极大的勇气。这就像无论银角大王喊“孙行者”、“行者孙”还是“者行孙”，只要孙悟空敢应一声，都会被吸入魔葫芦中，置自身于尴尬的境地，可见语言之魔力及禁忌之传染性。在此意义上，对月经的经验研究就具有了打破语言与学术禁忌，使其回归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杜婷婷的《经期女性的身体体验、管理与呈现——以北京某高校女生为对象》一文从生活世界出发，对于高校女大学生的月经认知，经期的身心体验与调理，对学校课程安排、考试制度的应对，以及她们在不同空间呈现身体的策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我们将看到，针对再平常不过又忌讳到难以启齿的月经这样一个生理与社会事实，女大学生们是如何管理、应对的，月经又给她们带来了怎样的身体与心理体验。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使被有意识遮蔽的月经体验显现出来，逐渐推动中学及高校在制定教育相关政策及学校规章制度时纳入性别意识，更多地给予女性人文关怀。

如果说杜婷婷的文章呈现的是一种再平常不过却又被有意被遮蔽的身体体验的话，马伶的研究探讨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身体实践——健身。作为健身群体尤其是女性健身群体的一分子，马伶对国内现有研究从消费主义与性别权力角度解读健身并不满意，两者都视身体为结构力量作用的场所，认为健身实践是结构力量内化于健身者之后的自我规训行为，而忽视了健身者的主体性与生活语境。《大学生群体的身体意象与健身策略》一文以北京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的参与观察与访谈，对大学生健身热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成因、健身实践、健身的影响进行了定性研究与反思。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健身实践虽然受知识/话语、主流审美及性别规范的塑造与影响，但又不全然是被动的。健身者的身体并没有沦为结构性力量作用的舞台，而是保持着一定的创造性与生成性能力。大学生会根据身体体验适时调整健身方式，会反思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对主流的身体审美标准提出质疑，进而建立自我认同。此外，大学生健身热还映射出该群体的生存境况，比如学业、婚恋及社会交往压力，对生活的迷茫，等等。他们希望借助健身发泄压力，纾解消极情绪，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我从马伶自己的健身实践及表述中，则看到一位现代城市女性对自我形象的期许与有效管理。健身并不是或不一定为了取悦异性，而是一个人尊重自我、保持活力的表现之一。

李婉君坦言她的论文“写得很意外”，因为在面临学业及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她意外怀孕了，只能无奈地选择以“坐月子”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然而也正是这个意外，成就了李婉君对“坐月子”习俗与月子病的独特理解。为了备产，李婉君在生产前几个月阅读了有关孕产及照料新生儿的各种书籍，却发现各方产育权威在如何“坐月子”方面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互相抵牾。而从生产后第一天开始，她则迫于压力将书本知识抛诸脑后，完全按照母亲的安排“坐月子”，尽管母亲夹杂道听途说的月子经验早已被她有理有据地一一反驳。“坐月子”的切身经历使李婉君产生了问题意识：在西方医学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今天，为什么“坐月子”的民间习俗依然可以兴盛不衰？它究竟是如何传承的？在为读者呈现了三个不同年龄段妇女“坐月子”的叙事，从代际框架中还原并建构了月子的“罗生门”之后，李婉君进入了对“月子病”的辨析。

人们乐此不疲地实践“坐月子”习俗是为了避免“月子病”，然而李婉君通过访谈发现，很少有受访者无病无症地走出月子，而且她们对“月子病”的讲述也明显区别于其他病症。受访者更多的是从月子期发生的一个个事件切入，讲述各种情感故事与家庭纠葛。当一个女人说自己患有严重的“月子病”时，她随后讲述的一定是其在月子期间所发生的各种波澜起伏的家庭事件，是关于爱与恨的表述。而所谓的“月子病”只是聊天的副产品，常常说不清、道不明。“月子病的隐喻与其他疾病隐喻明显不同，其指向的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通过对病痛叙事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李婉君深化了我们对“月子病”这样一种似乎是中国女人独有的病痛（illness）而非生理性疾病（disease）的认识。

“我的月子我做主”是李婉君在文章第二部分对年青一代女性主体诉求的概括。自己做主之后的月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谢文与杜婷婷在《哺乳、失序与主体性重构——基于北京母乳会的田野》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

虽则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与主体性，但是城市女性在产后却陷入了另一种困境。与传统农村女性以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为人生要务不同，城市女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事业追求，而生育后却需要在很长时期内完全围绕婴儿展开生活，这对其主体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由于缺乏对传统哺乳实践的耳濡目染和育儿相关知识及经验，她们又不得不求助于外部支持。此时，“母乳最优”的科学话语，“母爱无私”的道德话语，以及掌握传统“坐月子”知识的婆婆、母亲或月嫂乘虚而入，进入了她们的生活空间，掌控了其哺乳实践。这几种话语虽侧重不同，但它们的共同原则是：一切以婴儿为中心。在这种氛围下，女性的饮食喜好、生活习惯、工作节奏等不得不围绕婴儿的需求展开，母职需求压倒了职场需要，年轻妈妈们很快沦为哺乳的工具，陷入身心俱疲的混乱与失序状态，丧失了自主权与主体性。谢文与杜婷婷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哺乳期城市女性在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危机的情况下，如何寻求获得专门机构的支持，以摆脱身心失序的混乱状态，重构自身主体性。

在我国，围绕生育有很多禁忌，备孕期不能喝酒、抽烟是其中之一。虽然烟酒在中国文化中常常不分家，但它们成为备孕期的禁忌却各有渊源。孕期夫妻忌酒的习俗历史悠久，或许与古代典籍有关环境影响优生的论述有关；而吸烟不利于生殖的话语则到21世纪才开始流行，与国家层面戒烟话语的建构有关。“通过强调吸烟对生殖系统的危害，国家权力以更隐晦的方式将规训的触角延伸到子宫”，在《疾病与体验——关于当代“烟”话语形构的研究》一文中，项颖倩对备孕期的戒烟禁忌做出了福柯式的权力话语分析。

项颖倩的文章认为，围绕“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话语：医学的戒烟话语与国家的控烟话语。目前医学认为吸烟成瘾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烟民属于病人范畴，医疗体系也开辟出专业的戒烟门诊为他们提供诊疗服务；国家层面，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国家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成立了以诸多部委为成员单位的履约领导小组。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除了消耗了绝大部分控烟资源外，实施效果则微乎其微。戒烟门诊则偏居医院的一隅，门可罗雀。资源错配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控烟力度加大而烟民数量不减反增的现象。

控烟不仅是医疗健康、国家制度、社会规范等宏观层面的话题，还与个体体验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一般公众认为，吸烟只是个人的一种习惯、嗜好乃至生活方式。就算是疾病，在烟民眼中那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身体体验，一种“让人快乐的疾病”，真可谓无可救药。而作为建立与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润滑剂，烟与酒早已一起渗透到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社会生活的细部，意义重大（参见张有春，2011：291-294）。烟火撩人，它所营造出的神秘、浪漫氛围，展现的独立、性感气质，传达的亲密无间关系，无不对戒烟、控烟实践构成了有力挑战。或许如项颖倩所言，“关于香烟的故事仍会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

前文提出，前辈学人多重宏观议题研究，重社会文化与结构分析；年轻学子关注日常生活，重身体体验与主体表达。这种区分虽易于整体把握，却稍嫌简单笼统。的确，前面几位女性研究者的文章多关注人及其主体体验，但后面两位男性学人的选题与阐述则明显带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这样看来，研究取向不仅存在代际差异，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还受性别因素的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医患关系出现紧张，今天已发展到医患纠纷频发、“医闹”及至恶性伤医事件时有发生的状况。2020年1月11日，国际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保护中国医生》一文（The Lancet，2020），称杨文事件后医患关系跌至谷底，保护中国医生势在必行。

然而，毕竟只有少数医疗纠纷上升到刑事诉讼，大多还是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的。那么，哪些主体参与了协商过程？他们是如何协商的？梅求军调查发现，医患纠纷通常由代表患者的家属与代表医院的行政医生出面协商解决，而患者与涉事医生很少出现在现场。在《医患纠纷协商中的家庭叙事与医院叙事》一文中，他深入分析了当事人缺席的原因，考察了家属与行政医生在协商过程中采取的叙事策略，以及在协商与叙事过程中对话语权的争夺。行政医生为维护医院的良好形象并减少医院的损失，就医院无过失与有过失两种情况发展出了不同的叙事脚本，以减少纠纷事件对医院的负面影响，化解纠纷造成的危机。而家属代表患者家庭，也发展出了两种叙事模式：家属作为患者的代言人的叙事，以及作为申诉主体的叙事。两种情况下，家庭都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家庭叙事以经济赔偿为主要诉求。面对行政医生的专业知识，家属选择通过哭泣、诉苦、示弱、放狠话等“弱者的武器”或者“举家出动”造成一种声势与压力，以夺得协商过程中的叙事主导权，收到满意的协商效果。在对医患纠纷协商过程的观察中，梅求军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何认识医院场景中的治疗失败、死亡等现象？医疗市场化背景下，将医患关系等同于服务消费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医疗服务与其他商品有什么不同？等等。

在我国，社区精神康复正在推行，这意味着反复出入院或长期住院的精神病患者将有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能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却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限制。部分由于林建宇是精神病患者家属，其在大学期间选择到一家社区康复中心做了两年志愿服务，后来又到北京某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做了数月之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切身经历、志愿服务及专题调查使他对家属在面临患者待在医疗机构还是返回社区的两难抉择时感同身受，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社区精神康复的困境——基于对长期住院精神病患者日常生活的田野》一文也就兼具了人类学“内省”（emic）与“外察”（etic）两种视角。从长期住院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出发，林建宇考察了在现行政策下构筑长期住院精神病患者日常生活的博弈/协商机制对患者主体重返社会的影响。在其外科手术刀般冷静、理性的剖析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柔软、体恤之心，这传达出作者对人类病痛与苦难的悲悯与共情。唯愿这种情怀不只是患者家属或医生才具备的品质，而为我们每一位研究者、每一个人所拥有。

文集的作者都有在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学习的经历。根据论文的先后顺序，作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杜婷婷，女，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马伶，女，回族，2017级硕士，现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婉君，女，2008级博士，现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谢文，女，2016级硕士，现任某互联网数据公司高级项目经理一职。

项颖倩，女，2015级硕士，现就职于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梅求军，男，2014级硕士，现就职于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

林建宇，男，台湾辅仁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生（2014～2018），现就读于辅仁大学心理学博士班，并在台北市康复之友协会兼职。

谢蕊芬编辑在本文集编写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耐心与精力，特致谢忱。感谢人大京东社会学学科建设基金的支持，感谢杜婷婷博士在文集编辑和校对工作中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景军，2012，《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张有春编著，2011，《医学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The Lancet，Vol. 395，ISSUE 10218，January 11，2020.

[1] 2019年12月24日凌晨5时55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女医生杨文被一位急诊留观的95岁老人孙某某的儿子砍伤，抢救无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