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充学派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王充采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中国儒学史·两汉卷》一书认为王充对“汉代儒学的批判性考察，既具有不同寻常的洞见，也有难以掩饰的偏见。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几乎不属于任何理论派系，力图通过独立思考来质疑当时盛行的思想权威。他的结论可能并不圆满，但是他充满批判精神的独立思考态度，却昭示着经院式思维的没落”[67]。任继愈认为王充思想“远承先秦诸子之学，近接两汉儒道两大思潮，通过选择、融合、创造，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它既不属于儒家，也不属于道家，很难归类，被视为‘乍出乍入，或儒或墨’（《抱朴子·喻蔽篇》），《四库全书》列为‘杂家’。应该说，王充继承了儒道百家而又超出了儒道百家，他是独树一帜的哲学家”[68]。
《论衡·别通》：“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污兼日不雨，泥辄见者，无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不谓之大者，是谓海小于百川也。夫海大于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于不通，莫之能别也。”大河遇旱而不涸，是因为有很多支流与之相通。连日不下雨，浅水坑中的泥土就会显现出来，是因为没有水流与之相通。所以，大河互相隔着，小河相互连接，一同向东流去归于大海，因此才有大海的广阔。王充认为学识渊博的“通者”如同大海，大海可以“怀百川之流”，“通者”可以“含百家之言”。从《论衡》看，先秦诸子几乎都对王充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儒两家，这也是笔者选题的缘由。
《论衡·佚文》：“《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我们不仅可以认为“疾虚妄”是王充的治学原则，而且可以认为“疾虚妄”是王充的求知目标。“疾虚妄”所“疾”的是“虚妄”之事，为的是打破这种“虚妄”，追求真实，即实事求是。《论衡·书虚》：“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世间广为流传的书以解释“诸子之语”的居多，大多是想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论，用来吓唬社会上的一般人，因而创作稀奇古怪的书，以标榜特殊奇异而闻名。这与王充“疾虚妄”的治学原则和求知目标相违背。由此可见，汉时对“诸子之语”的错解已成风气，所以王充创作了《论衡》来对抗这种不正之风。为了实现这种目的，还原“诸子之语”是王充的首要任务，所以，王充广评诸子，对先秦至汉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有评论或征引，基于此，可以认为王充的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对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的。《论衡·对作》：“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可见，王充本人也认为《论衡》一书只是针对世俗之书，并考订“世俗之书”的真伪，辨别“世俗之书”的虚实，并非始创另作，而“无本于前”。《论衡·对作》还认为《论衡》一书“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
由此可见，王充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认为，王充思想就建立在对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之上。故在研究王充思想之前，应该先了解王充的诸子观。先秦道、儒两家作为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两派，对王充的影响尤其大，所以研究王充的先秦道家观和儒家观是十分必要的，是研究王充思想的基础。众所周知，道家尚自然，儒家重人事，二者不能相容。王充也看到了道、儒两家不可相容，如：“说合于人事，不入于道意。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因为王充思想道儒兼具，所以任继愈认为王充思想“综合儒道，博通百家”。总之，先秦道家对王充思想的影响是内化的，先秦儒家对王充思想的影响是外在的。王充以先秦道家“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来对抗儒家“天人感应”说，先秦道家关于“自然”“天”“气”的理论是王充反对儒家“天人感应”说的理论基础，也是王充“疾虚妄”的理论基础。可以说，王充对儒道两家的评论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虽然《论衡》中没有单独论述道家思想的章节，对道家相关思想的征引也不多，但是，《问孔》《刺孟》两篇是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疾”汉儒对孔子的“虚妄”和孟子思想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的。《自然》《谴告》两篇，集中以“自然无为”的自然观来批判汉儒所鼓吹的自然灾变是上天用来谴告君王的之谬论。王充认为，“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论衡·自然》），“气变之见，殆自然也”（《论衡·自然》），“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论衡·自然》）。金春峰认为：“儒家思想，使王充‘富材羡知，贵行尊志’，正直清高，鄙视官场黑暗、势利小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并且把一切委之天命。道家的思想则使他恬淡无怨，甚至‘齐死生，一成败’，而在恬淡中又怀着深深的不平和愤恨。”[69]钱锺书认为，“《论衡·道虚》一篇，破‘道家’‘仙术’之‘传虚’，‘如汤沃雪’，如斧破竹，而所击排，莫不冠以‘儒书言’”[70]；“《儒增》篇之指摘‘儒书称’，名正而言顺也；题标《道虚》，篇中却舍道书而刺取‘儒书’，加‘儒’称于道家、方士”[71]。由此可见，道家观和儒家观在王充思想体系中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研究王充先秦道家观就必须研究王充先秦儒家观，研究王充先秦儒家观就必须研究王充先秦道家观。
自《论衡》成书以来，历代学者和思想家对其褒贬不一，争议颇多。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第一，其在《论衡》中“问孔”“刺孟”是不是对圣人不敬；第二，其在《自纪》中如实记述祖上的不光彩历史是不是不孝。从古至今，学术界对王充思想的评价大体分为两类：“攻之”与“好之”。“攻之”者认为《论衡》有破坏无建设，本身无思想体系，难成一家之学；“好之”者与“攻之”者完全相反，不仅认为其贡献就在于破坏性，而且认为其建设性远高于破坏性。
长期以来，王充和道家的关系，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其实，王充与儒家的关系也应受到重视。笔者认为，王充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肯定远超于否定。即使在《论衡·问孔》与《论衡·刺孟》中，王充也没有怀疑儒家诸如《论语》《孟子》一类典籍中的教诲，只是客观地分析了这些典籍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在《论衡·问孔》中，王充虽认为孔子博学多识，道德高尚，但也认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论衡·问孔》），并不是无可非议的，王充对孔子进行问难，并向孔子提出十六个问题。在《论衡·刺孟》中，王充抓住《孟子》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地方，认为孟子答非所问、阴阳两面、无理狡辩，同时也向孟子提出八个疑难。在《论衡·儒增》中，王充列举十六个事例，指责了“儒书”中的不实之词，并认为“言众必言千数，言少则言无一”（《论衡·儒增》）。在《论衡·语增》中，王充批判了汉儒对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夸张解说，并对七种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虚增之语”进行了驳斥。在《论衡·艺增》中，王充从《诗经》《尚书》《周易》《论语》中举出八个事例，并指出“增过其实”而“失实离本”的问题。由此可见，在王充视界中，脱离事实依据的“增”是“虚妄”的根源。胡适尤其赞赏王充“距师”“伐圣”的精神，并认为《论衡·问孔》与《论衡·刺孟》二篇中的许多批评很精到。[72]笔者认为，无论是“距师”还是“伐圣”，所针对的都并非孔、孟本人，而是被汉儒所神化了的孔、孟；也不是儒家经典典籍本身，而是被汉儒所“增”之书。王充的根本目的是“疾虚妄”。
王充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证明天人之间不相感应，也可以说，王充试图建构一个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哲学完全相反的思想体系。[73]正因此，钱穆先生才认为：“两汉思想，董仲舒是正面，王充是反面，只此两人，已足代表。董仲舒上承邹衍，王充则下开魏、晋。魏、晋人在中国思想史上之贡献，正为其能继续王充，对邹、董一派天人相应，五行生克，及神化圣人等迹近宗教的思想，再加以一番彻底的澄清。”[74]王充并非想推翻整个儒学，只是出于“疾虚妄”的治学原则，对东汉儒学甚至是先秦儒学中不合理的观点有诸多批评。[75]王充对儒学的批判大致集中于以下三点：对圣人的神化倾向、谴告的存在、祭礼的作用。可见，王充的基本立场是“排除儒学中的宗教化内容”[76]。
本书以《论衡》为依据，通过分析王充所征引的先秦儒家思想的相关资料来探究先秦儒家在王充视界中的形象，通过分析王充所征引的先秦道家思想的相关资料来探究先秦道家在王充视界中的形象。王充在评论先秦儒、道两家思想的同时，比较客观地吸取和改造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可贵之处在于：在吸收融合先秦儒、道两家思想的过程中，弃儒、道之所短，采儒、道之所长，充实并丰富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王充集众家所长、避众家所短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精神。
综上所述，《论衡》一书对先秦儒、道两家哲学批判性的继承主要涉及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五位思想家，对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思想，其或有独到的理解，或有所吸纳，或有所评判。任何人的思想都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继承的基础上。王充也不例外。所以，对王充对先秦儒家、先秦道家思想的理解与评判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厘清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两汉思想史特别是对王充哲学思想的研究将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