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的电影创作潮流

回顾90年代英国电影创作，“写实主义、文学改编与喜剧电影是英国电影作品中的三大贡献”。[35]其中，文学/戏剧/历史类电影和写实主义影片被认为是英国电影的两大传统，所谓的“精品”电影多指这两类的电影。他们“避开好莱坞锋芒，独辟蹊径，展示迥异的英国风情。鉴于它们对展现‘英国生活方式’的忠诚，它们被推崇为‘精品’电影，以其文化价值受到推广”。[36]同时，在这一阶段，一批新锐的年轻导演脱颖而出，给英国影坛带来了新的活力。

一 文学改编剧

在90年代的英国，文学/戏剧/历史类电影继续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1992）、《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995）、《爱玛》（Emma，1996）、《裘德》（Jude，1996）、《鸽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1997）、《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1999）等一系列文学改编剧，以及像《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1996）、《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1998）、《伊丽莎白》（Elizabeth，1998）这样体现英国传统历史的电影可谓经久不衰。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奥斯卡·王尔德、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E.M.福斯特、弗吉尼亚·沃尔夫……英国优秀作家的作品给电影的文学改编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在这些电影中，我们能够看到对英国文学传统、本土文化遗产的推崇，对历史文学的大气庄严的再现，王室的使命、贵族的生活、大英帝国昔日的繁华、田园生活的无限风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情……怀旧的情绪在这些影片中蔓延，带着一种略带颓废的气质，在长镜头舒缓的节奏中展现对昔日的深情，对传统的敬仰和怀念。

弗里德曼（Lester D.Friedman）在《帝国出击》一文中把英国的文学传统比喻成英国电影这顶皇冠上最闪亮的珠宝。[37]他认为，英国电影虽然受到文学传统的压制，但是同样受益于这个传统。好莱坞同样改编英国的文学作品，不同的地方在于，好莱坞经常只是把小说提供的故事当作一个故事的蓝图，他们经常在电影化的借口下对小说进行大肆修改，包括人物、情节、故事结局，这样的改编迎合了主流电影观众的欣赏趣味。而英国电影业对传统文学的改编，则更加地注重对原著的题材和故事的忠实重现，对文学原著的精准表达。

“文学改编剧在美国引进的英国电影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不管美国的高校多么侧重于当代的批评理论和声音，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这样的作家是不能被忽视的，高中的学生们也一定会知道布朗蒂的小说、萧伯纳的戏剧以及布朗宁的诗作。”[38]很多教师会选择电影来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文学作品，这些通常有着很好的文学品位的老师通常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够更好地体味原著的精神，而不是得到“电影化”的刺激。因此，在英国文学改编剧方面，英国的电影在美国（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业界对于这类题材的热衷，一大批制作精良、影响广泛的电影奠定了此类电影的声誉；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认可也促进了制作方面的良性循环，使文学/历史题材电影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电影创作中，此类电影依然散发着迷人光彩。与此同时，电影的写实传统也继续在90年代的英国电影创作中占据一席之地。尤其是以肯·洛奇和麦克·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导演，坚定不移地在他们的创作中坚持着英国电影这一“唯一真实可信的民族文化传统”。[39]

二 写实主义潮流

英国电影的写实传统可谓源远流长，20世纪30年代，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片-现实主义”运动提倡关注人民大众，真实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甚至大于对电影美学的关注，并且认为剧情片应该用角色和行动来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包括劳工问题、阶层矛盾以及心理问题等。该运动因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当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时至今日，评论界依然认为，“英国电影如果有一种运动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纪录片运动”，[40]“纪录片的态度”（documentary attitude）被一致提倡和延续下来。

20世纪40年代，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将该传统推向了巅峰。在战争的硝烟下，电影对民族、国家的表现凝聚了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对战争的再现、对国家传统的歌颂和赞扬成了战争中英国电影最为重要的主题。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电影“新浪潮”再次以电影运动的方式肯定了现实主义的理念、纪录片的态度，极力强调表现工人阶层的真实生活。这一时期的创作带着非常强烈的阶层意识，对英国当时社会变化中的种种现象进行了思考。虽然这一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却对后来的英国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电影对撒切尔时代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一时期，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弊端，如工人失业、种族矛盾、男性的社会身份变化，都成了电影关心的话题，社会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融合等都在电影中有所体现。90年代的英国电影中，像《底层生活》（Riff-Raff，1991）、《雨石》（Raining Stones，1993）、《赤裸裸》（Naked，1993）、《折翼的母亲》（Ladybird Ladybird，1994）、《秘密和谎言》（Secrets and Lies，1996）、《切勿吞食》（Nil by Mouth，1997）、《我的名字叫乔》（My Name is Joe，1998）、《比利·爱略特》（又被译作《舞出我天地》）（Billy Elliot，2000），以及更加关心英国青年文化的《猜火车》（Trainspotting，1996）等，都在创作中延续着英国电影的写实主义传统。

写实主义电影也重视反映英国国民特性，但这里的国民特性不表现为文学和历史书上对昔日帝国的追思和缅怀，而是更加关注现实中的英国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英国国民：都市中的劳工、迷惘消极的青年、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犯罪分子等。和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相比，9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显得更加民主和宽容，创作者自觉反省早期现实主义中的精英意识，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影片中表现的对象，也不再追求现实背后的“诗意”，像《猜火车》这样的电影，反而显示出了对空虚、颓废的青年亚文化的一丝迷恋。

三 新兴的力量

在90年代初期并不乐观的电影创作环境中，有一股新兴的力量给犹如一潭死水的英国电影业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活力，一群年轻的导演在这个阶段开始了他们的电影创作。他们主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努力：一部分人拍摄低预算影片，希望能像美国的独立电影创作者山姆·莱密、斯蒂芬·索德伯格和科恩兄弟那样，拍摄出预算极低却拥有一批忠实拥护者的所谓“邪典”电影（cult film）；另外一些人艰难尝试着模仿美国的动作大片，渴望能够吸引大投资和主流的电影观众。[41]

这些导演“没有经历琐碎而绝望的学徒生活，自学成才直接开始拍片”，[42]他们的创作既是英国当时青年文化的反映，又有着对英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遥遥呼应。像《猪倌莱昂》（Leon the Pig Farmer，1992）这样的影片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一方面，它关注英国社会的多族群现象，把莱昂（出生于猪倌家庭的犹太人）这一身份出现错位的年轻个体在两种不同文化下的迷失用喜剧化的情节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体现了对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回归，适应了梅杰政府提倡的温和保守的观念，得到了影评界的肯定。另外像《软顶，硬肩》（Soft Top，Hard Shoulder，1992）、《白天使》（White Angel，1994）、《疯狗和英国人》（Mad Dogs And Englishmen，1995）等电影也被包括在这一类范畴中。

在大制作的尝试中，《年轻的美国人》（The Young Americans，1993）一片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时年轻的导演丹尼·坎农（Danny Cannon）因为这部电影被好莱坞制片厂看中，到好莱坞拍摄了《特警判官》（Judge Dredd，1995）。同时期的另外一些电影，也向着商业化的大制作方向进行努力，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商业回报，包括《尘魔》（Dust Devil，1992）等。这样的情况使得英国电影人尤其是年轻的制作者们意识到，对好莱坞的模仿和对商业大制作的盲目追求并不能对英国观众构成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英国电影市场并不缺少好莱坞大片，所有好莱坞化的、商业化的电影元素对英国观众也构不成新的冲击。

与此同时，有一部分反映英国特有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的电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后来蜚声全球的丹尼·博伊尔在《浅坟》（Shallow Grave，1994）中对英国年轻一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疑，《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对英国人保守古怪性格的表现都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同时这些电影也没有放弃对电影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表现，而是强调了一种独特的英伦气质。这批电影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条属于英国电影的道路。

正如本节开始强调的那样，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各个类别的电影存在于一个大环境中，就像森林中的各种植物一样生长在一起，互相交叉、互相影响。喜剧电影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电影森林中，显示出郁郁葱葱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