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是晚明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农学家、教育家，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字考夫，别号念芝，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今桐乡市）人，世居清风乡炉镇杨园村（今属桐乡市乌镇杨园村），故学者称杨园先生。
宋明理学发展到张履祥出生的晚明时期，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之学因僵化、空洞而逐渐式微，即使是《近思录》这类程朱理学的普及读本也难得一见；在明代中后期别立宗旨、风行一时的王阳明（1472—1529）之心学，也已经流逾百年而流弊日甚，即使是家有其书也徒使学术坏而风俗败。于是乎，明清之际诸儒不约而同地得出“明亡于学术”的结论，并且以各自不同的主张来拯救学术、拯救社会文化。
在明清之际诸儒的反思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理学本身的反思，即普遍认为理学必须从阳明心学之中走出来。于是，中国学术由明代发展到清代，就发生了重大的学术转向，即从理学到朴学。但是，这一学术转向在清代初期所体现出来的，主要还是理学内部的转向，即从王学返回朱学、由虚浮转为笃实。张履祥就是清初理学转向的先行者之一，并且通过他尊朱辟王与崇实黜虚的学术，对于理学的转向、学风的改变有所推动。
学界对张履祥理学的定位，有遗民理学与民间理学两种。林国标在《清初朱子学研究》一书中，将清初朱子学分为遗民期、重塑期与官学期三个阶段，即朱子学从生活在民间的遗民学者到官员与学者重塑理学，再到朱子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突出其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按照这样的分类，张履祥与陆世仪（1611—1672）被认为是遗民期的典型代表人物[1]。在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上册）中，清前期的程朱理学家被分为高居庙堂的理学家与民间的理学家两类，其分类的标准就是出仕与未仕。张履祥与陆世仪、吕留良（1629—1683）三人，则是清代民间理学的代表人物。[2]
上述对张履祥理学的定位，遗民理学的说法，只是界定了学者的身份，不能包含其理学本身的特点。民间理学的说法，也没有说得较为清晰，是否生活在民间，或者出仕与未仕之类，都只是对学者生活状态的描述，并未突出其理学的特点。再看张履祥的一生，终身未曾出仕，并且在入清以后与官方的学者也无往来，甚至连做幕僚之类与官方有着微妙关系的活动都极为反对，因此其理学学术具有较为纯粹的民间性。同样，就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来看，张履祥的理学之中虽然也有种种济世的因素，但是他的济世与出仕为官的理学学者明显不同，其济世落实在农耕处馆、乡村治理以及与治乡结合的治国之论，表现出乡村济世的特点。从张履祥理学的这些因素来看，将其理学界定为民间理学，显然比遗民理学更为合适。
学界对民间理学这一概念，一直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这里，主要从张履祥以及“杨园学派”相关人物的理学特点出发，归纳出民间理学的三个特点：其一，从思想形态来看，民间理学与官方理学相对应，即并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一部分的一种理学思想；其二，从传承对象来看，民间理学的从事者终生生活在民间，从未出仕为官，其理学思想主要在民间的士人之间传承；其三，从实践范围来看，民间理学家以理学修身的同时又以理学济世，但是他们重建人伦秩序的济世活动主要落实在乡村之中。就以上三个特点而言，清初的民间理学家除了张履祥，还有陆世仪、吕留良等人。无论学术与践履，张履祥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张履祥，作为明清之际的“理学真儒”，他是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和“践履笃实”的民间理学代表，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研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第一，张履祥是明末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自然之数也。……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可尊者，最初有张杨园、陆桴亭”“杨园因为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后来朱学家极推尊他，认为道学正统。”[3]研究张履祥对于分析明末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张履祥是清初朱子学的先导。唐鉴在《清学案小识》中将他与陆陇其（1630—1692）并列于《传道学案》卷一，而且对张论述的篇幅约为陆的二倍，引用五通书札等论著之后，在总论中称张履祥为“朱子后之一人”[4]。方东树评价“近代真儒，惟陆清献公及张杨园先生为得洛闽正传”[5]。研究张履祥对于探索清初朱子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张履祥是清代民间理学的主要代表。研究张履祥对于比较清代民间理学与官方理学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张履祥是清初经世实学思潮之中的代表人物[6]。研究张履祥对于阐明中国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张履祥是刘宗周（1578—1645）的重要弟子，与黄宗羲（1610—1695）、陈确（1604—1677）并称为蕺山门下三杰，但是三人思想差距甚大，代表了蕺山学派分化的三个方向。[7]研究张履祥对于研究晚明最大理学学派——蕺山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张履祥是清人在本朝从祀孔庙的九人之一[8]，于同治十年（1871）从祀孔庙，“其位次在东庑先儒孙奇逢（1584—1675）之次”[9]。研究张履祥对于研究清代孔庙从祀的特点、儒学与地方及士绅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与黄宗羲、孙奇逢、陈确、陆世仪等人相比，目前学界对张履祥理学思想研究还相当薄弱，研究专著与研究论文都非常之少，这与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相比，显然很不相称。张履祥作为清初名儒也很早就引起学者注意，然就其思想学术展开深入研究的却并不多。他被收录于《清史稿·儒林传》《清史列传》等，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清学案小识》、徐世昌《清儒学案》、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张舜徽《清儒学记》均有单卷专论杨园之学。此外，在贺长龄、魏源所编的《清经世文编》之中就收录了张履祥多篇文章，非常欣赏他的经世思想。[10]近年来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以下六种：何明颖《晚明张杨园先生学术思想研究》，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陈海红《乱世君子：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程宝华《理学真儒：张履祥学术思想研究》，张天杰、郁震宏《张履祥传》，岳立松、邵颖涛《张履祥教育思想解读》。[11]近年来相关专著如《清代哲学》《清代理学史》《清初朱子学研究》等都有章节论及张履祥的理学，另外有五十多篇期刊论文和近十篇硕博论文，具体请参见本书附录二“张履祥研究资料索引”。总的来说，目前对于张履祥的理学思想以及其与清初学术的关系等相关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张履祥作为一个遗民儒者，其特殊身份如何影响其人生与学术？他师从晚明心学家刘宗周，为什么却转向了朱子学，甚至还在浙西形成了以朱子学为主的学术群体？而其朱子学在本体论与工夫论等层面的具体表现如何，在清初学术转型之中有什么独特价值？他的《补农书》与《训子语》分别在中国农学史、教育史上有什么独特地位？还有他说的“居敬”与“穷理”、“博文”与“约礼”等概念也需要进一步阐明。此外，还有所谓“杨园学派”应该如何界说，他对友人及弟子的学术影响又是如何？为什么民国时期还出现了“杨园学社”这样的社团，其理学的现实意义又是如何？
更重要的是，以往对张履祥理学思想的研究，只是相关著作中涉及清初理学时简单提及，对其描述大同小异、评价不高。这主要因为没有结合明末清初理学的发展历史来进行研究，简单的静态观察就很难看出张履祥理学思想的特点。所以需要结合学术史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需要将张履祥理学思想放到明清鼎革的社会环境中去看其与当时学术思潮流变的关系，并且将他与同时期的学者进行比较，从而看清楚他对清初学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甚至还有必要结合晚清“理学中兴”，研究张履祥对唐鉴、曾国藩、左宗棠等学者的影响。另外，由于对张履祥研究不够重视，许多材料的引用都是盲目因袭，存在着许多错误。比如“朱子后之一人”这一评价的提出，其学术宗旨的变迁、问学于刘宗周的时间和过程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澄清。
总之，现在对张履祥思想学术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学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继续努力开拓，在把这位明清之际重要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彰显出来的同时，使整个理学史的研究变得更加完整、清晰。所以围绕杨园之学进行较为全面、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很有必要。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通过认识，此在对在它自身中一向已经被揭示了的世界取得了一种新的存在之地位。”[12]同样，在学术史之中的学者，他存在于其所存在的世界之中，存在于社会文化与学术之中，从而确立其存在意义和价值观念；同时，他又通过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去影响学术、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世界，从而他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之地位。要诠释学者及其学术，就必须结合学术史与社会文化史，并且注意其中的互动关系。
研究张履祥必须结合明清之际这一特殊的时代，必须结合特殊的社会文化和特殊的学术。特别是学术史自身的发展，即清初理学从王学返回朱学、由虚浮转为笃实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诸多儒者自觉努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从他们对于自己人生的感悟和对于明亡的反思出发的。所以，在研读张履祥以及其同时代人的著述与相关研究专著之后，我们提出“时世·人生·学术”的研究进路。考察张履祥作为一名遗民儒者如何解决“时世”“人生”“学术”之间的紧张，成就“志道”“传道”“践道”学术理想的过程。
首先，面对的是“时世”与“人生”的矛盾。在乱世之中，既要“遗世”以保持独立精神，又要“济世”以体现儒家情怀，解决其中矛盾的还是其学术思想。因而将张履祥作为一名遗民儒者，考察其如何解决时世与人生的矛盾，有着特别的意义。
其次，还有“人生”与“学术”的困境。张履祥的理学思想，都是从其生命感悟出发，所以要了解其学术，就必须深入这位民间理学家的内心世界，有着同情之了解。作为一名儒者，张履祥在遭遇鼎革之变后，自觉选择了遗民儒者的角色，“不食周粟”的遗民传统造成了生存的困难，贫与病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学术。所以在他的学术中也有比先儒更多一分对“治生”的重视，德性修养与治生之业的关系被凸显了出来，而这一关系在以往的儒学中几乎都是被忽视的，因而张履祥的道德实践也就特别值得去思考一番。
最后，更重要的还是“时世”与“学术”的关系。研究学术，特别是明清之际这一特殊时期的学术，必须跳出传统理学家个案研究的一般模式，再以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这类框架来套张履祥这样的学者是不太适合的，更何况从理论体系来看张履祥的理学思想也并无太大的特色。所以，必须将张履祥个人的理学思想，放在明清之际的学术大环境之中来进行考察，考察其在理学转向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学术，以及其学术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张履祥这一个案之后，正好又能够深化、细化理学史。也只有动态地看张履祥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才能正确地反映其学术。
从上述思考来看，“时世·人生·学术”三者也是有机统一的，而且也必须联系起来才能将张履祥的思想学术梳理清楚。学术史的研究，必须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学术思想不可能独立于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点在张履祥的理学之中更加突出。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努力去寻找张履祥著作以外的广阔资料。比如从康熙到光绪不同时期的《桐乡县志》，以及《嘉兴府志》《石门县志》等桐乡周边地区的各种方志，《杨园渊源录》等张履祥友人、弟子的相关史料，以及目前可资借鉴的其他相关学术成果。通过向桐乡史志办公室以及向民间研究者和乡土史料的收藏家的多方请教，解决了部分史料及研究之中的困难。但是，还是有许多史料至今无法寻觅，比如张履祥所编的《刘子粹言》。当然，也有出乎意料的收获，比如发现了《杨园先生全集》所未收录的一些诗作。[13]在研究过程中明显感到自身学力的不足，需要掌握的不只是理学“学术”本身，还有作为“时世”背景的明清时期历史以及地方社会与文化知识，更有感悟张履祥“人生”的相关著述等。正是因为“时世·人生·学术”这一研究思路的难度，史料与学力的不足，研究总是难以做得让自己满意。如同黑格尔所说，出于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精神力量的信仰”，也出于张履祥自身的学术魅力，即“精神的伟大和力量”[14]，于是，迎难而上。记得曾经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所说“完备性”“详尽性”和“确定性”“明晰性”[15]作为自己的追求，当然本书还远远无法达到，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张履祥的理学思想缺少专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现创新比较困难。一般认为他只是继承程朱之学，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本书结合明清之际的社会文化与清初理学转向的学术史背景，对张履祥的思想学术进行了研究，发现张履祥的理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学术创新，他的理学以及农学、教育思想等，都具有许多超越程朱而适应于时代的地方，对于明清学术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张履祥及其与明清之际学术史之关系的研究也就有了一些创新与突破。
本书共十章，探讨了张履祥的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的特殊人生境遇，以及特殊“时世”与“人生”之下，如何形成的“特殊”的“学术”；还有杨园之学对于清初以来学术与社会文化，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也就是其“特殊”的“人生”与“学术”对于“特殊”的“时世”的意义。其中既有对张履祥及其思想学术的总体评价，又有对具体问题的个案考察。
第一章，以“乱世”为出发点，考察作为遗民兼儒者的张履祥，在明清鼎革之中的“困顿”与“艰贞”。结合明清之际社会文化环境简要叙述了张履祥的人生境遇，孤、困、贫、病的一生，接着回顾他对于明末清初的时世和自己人生的评价。
第二章，是对其独特“身份”之研究，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作为遗民儒者的张履祥在明清鼎革之中如何选择“遗世”与“济世”。他对自己“遗民”和“儒者”两种身份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作为明之遗民的遗世一面，反对科举、时文、结社、交游以及诗文应酬，坚决不与清廷合作而不入仕途，甘愿做一个穷困的农夫与塾师隐居于乡野；又有作为清之大儒的济世一面，从事处馆教学、举办葬亲社、撰写《补农书》和《论水利书》及其他治国之论，在民间社会的治理中积极入世，履行一个传统“士人”的职责，而这也是其名节观、出处观的真实反映。总的来看，张履祥的遗世是外在的、表层的一面，而济世则是内在的、深层的一面，其中济世主导着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
第三章，“溯源”两个线索，一是朱子四书学，另一是张载（1020—1077）“知礼为先”的关中之教。张履祥与宋明时期的其他理学家相同，其一生治学的关键在于“四书”，所谓“祖述孔孟，宪章程朱”，将《论》《孟》《学》《庸》贯通“一辙”，然其宗旨则转变为“约礼”之学，而不局限于传统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张履祥还深受张载“知礼为先”的“关中之教”的影响，他将自己学术总结为“志存《西铭》，行准《中庸》”，也即以《西铭》“民胞物与”以及“横渠四句教”的精神“志道”，立志于圣人之学；以《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原则“行道”，将圣人之道具体落实于外在的实践工夫，他的践履笃实在明清学术转型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章，考察其“交游”，也即从张履祥问学蕺山先生刘宗周，再到成为浙西学术圈推进朱子学的核心人物。他与老师刘宗周之间思想学术的承继关系，是学术史上最有待于说明的问题，特别是他对蕺山“慎独”“诚意”等主旨作了偏向于朱子学的诠释，后人认为于师门有“补救”之功。张履祥后来成为“辟王学的第一个人”，他的“尊朱辟王”思想，通过吕留良、陆陇其而影响到了整个康熙朝学术的发展，因此而得以入祀孔庙。刘宗周在浙西的弟子众多，除了张履祥还有陈确、沈昀（1617—1679）与吴蕃昌（1622—1656）等多人，他们的学术集会形成了以张履祥为中心的浙西朱子学派，所以才有“杨园学派”之说。
第五章，重点考察张履祥的“理学”，必须把握其学术中“从主静到主敬”和“从穷理到约礼”两个转向，他所重视的主要就是内在的“主敬”与外在的“约礼”这两种工夫，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学术创新，有着许多超越于程朱而适应于时代的地方。两者又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内外夹持结合起来，形成了“敬义夹持”的理学工夫论。他提出“敬义夹持”的主张，对程朱理学的工夫论有所发展，这也适应了清初社会文化的需求。另外，还对张履祥理学体系中的概念，如“居敬”与“穷理”、“博文”与“约礼”等各自的含义以及相互关系都进行了梳理。
第六章，转向其“农学”，《补农书》上卷为张履祥辑校的《沈氏农书》，下卷则为其本人增补的《杨园农书》。《补农书》详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经验、农村经营理念和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史和社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沈氏，还是张履祥，他们都特别重视蚕桑作为浙西农业重要支柱产业的独特价值，从蚕桑灾害的防治、育蚕种桑的技术以及桑地的经营规划等诸多方面的阐述，对于认识明清江南蚕桑业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价值。
第七章，结合作为教育家的张履祥，重点研究其“家训”名著《训子语》。张履祥任塾师近四十年，对于塾师以及当时的教育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特别是其专著《训子语》，以儒家伦理修身、守身，以耕读相兼承继世业、发展世业，就是传统儒者的家教宗旨的集中体现，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朱子学影响之下的孝悌思想，诸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夫义妇顺等方面，他提出的各种家庭礼仪规范，正好反映了传统儒家的“角色伦理”。
第八章，总结张履祥所处时代的“学风”，他对明末清初学术及自身责任都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学术也在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转型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张履祥与明末清初“尊朱辟王”“崇实黜虚”的学风转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对王学的批判两个方面来看明清之际的“尊朱辟王”学风；另一方面则从他对晚明虚浮学风的批判和他自己治学的“践履笃实”这两方面来进行阐述，强调“致知在力行”“明理在适用”，故他的学术具有鲜明的“实学”取向。
第九章，关于“杨园学派”研究。我们以“杨园学派”为中心，来总结张履祥的思想学术在整个清代的影响，从而展现其学术的“传道”意义。以其本人为代表“践履笃实”的“杨园学派”，在当时浙西一带有着较大的影响。关于“杨园学派”以及张履祥的友人与弟子一直都没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我们对这一学派和学派中人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辨，又以祝洤为例呈现何为“私淑”之典范，在补充史料、纠正差错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第十章，“杨园学社”及张履祥理学的现代意义。杨园之学的影响从清初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桐乡一带还兴起“杨园学社”，以弘扬杨园学行，所以本书搜集了关于“杨园学社”的相关资料，结合这一学术社团活动的始末，以及现代儒学的困境等问题，讨论了张履祥理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概括张履祥“志道”“传道”“践道”的人生与学术，他的思想学术的主要特点，可以简单地化为四句：
志希圣天而功循下学，
存心被泽而立身有耻。
取善不遗而攻恶无间，
穷通俟命而出处时义。[16]
虽然从他自己的书信之中概括出这四句教，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是可以让大家对于张履祥及其关于时世、人生、学术的基本看法，有一个初步的感受，这也可以算是本书的一个总纲。
注释
[1]林国标：《清初朱子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5页。
[2]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245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梁启超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7页。
[4]唐鉴：《清学案小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页。
[5]方东树：《重编张杨园先生年谱序》，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附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87页。
[6]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072—1098页。
[7]姜广辉：《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8]户华为：《从布衣寒士到孔门圣贤——张履祥“由凡入圣”的塑造历程》，《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清代从祀九人按时间先后为：陆陇其、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9]《张履祥从祀孔庙资料》，见《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538页。
[10]贺长龄、魏源所编的《清经世文编》收录张履祥的文章有：《论学》《与何商隐论教弟子书》《论治》《睦宗族》《论仆役》《家堂》《与曹射侯》《农书》等篇，中华书局1992年版。
[11]何明颖：《晚明张杨园先生学术思想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陈海红：《乱世君子：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程宝华：《理学真儒：张履祥学术思想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年版；张天杰、郁震宏：《张履祥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岳立松、邵颖涛：《张履祥教育思想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3页。
[13]《杨园先生全集》未收的张履祥诗作：《题屠处士爌邨居》，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6页；《和吴孟举种菜诗八绝句》，见吴之振等《黄叶村庄种菜唱和诗册》，道光十八年石刻本。
[14]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15]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6]见张履祥：《答姚攻玉》，《杨园先生全集》卷12，第353—354页。原文：“吾人立志则愿希圣、希天，而用功则一循下学之序。存心则宜以一夫不被泽为己忧，立身则以箪豆不受于人为有耻。其取人之善也不当遗于细软，其攻己之恶也则无间于幽显。穷通、得丧一俟天命之所为，出处、语默惟视时义之所可。若将终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