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体现隶书线条美的极致之作：《礼器碑》

汉代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碑为典范的，隶书与碑石的结合为隶变的完成和传世提供了客观条件。汉碑是东汉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传世汉碑数量不大，但风格类型多样，被称为“一碑一奇，莫有同者”。当代学者依据制作目的，将汉碑分为五类：一是歌颂神冥灵验者，有神碑、神庙石阙；二是记述祖庙祭祀与修造者的庙碑；三是歌颂个人德行者，有德政碑、墓碑、墓门石阙；四是纪念土木工程完工者，有竣工纪念碑；五是画像题字、墓记、买冢记、石经等。

从书法风格着眼，清代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伷》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诸碑是已。”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汉碑分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则将汉碑分为“骏爽、疏宕、高深、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当代学者将汉碑概括、整合为三类：一是方拙朴茂，峻抒凌厉，如《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二是典雅凝整，法度森严，如《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建宁残碑》《朝侯小子残碑》《李孟初神碑》等；三是奇古浑朴，诡谲多变，如《夏承碑》《祀三公山碑》《鲁峻碑》等。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简称为《韩敕碑》。此碑于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立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内。碑的阳面内容主要是赞扬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制作礼器，阴面和侧面书刻为这次整修提供资助的官吏姓名和捐款数额。当时社会推崇儒学，人们对于整修孔庙这样的事十分重视，于是立碑歌颂，《礼器碑》因此产生。

《礼器碑》阳面有字16行，每行36字；阴面有字3列，每列17行；两侧分别有字3列和4列，每列都是4行。《礼器碑》历经千年而能完整保存，相当于为人们了解当时隶书的成就提供了一份活化石。

《礼器碑》的隶书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笔画、结体和熟练程度。

1.笔画方面，碑文细劲、凝练，线条极具美感。文字的线条比一般隶书的线条要细，但透露出一股决断的力道，瘦而不弱，如铁画银钩，别有一番气势。此碑文的作者虽然不具名，但欣赏者能从这些极富律动的笔画线条中感受到书者的控笔能力。后世多位学者认为《礼器碑》已将隶书的线条美发挥到极致，无人能再出其右。

2.结体方面，碑文中的隶书严谨而多变。细瘦有力的笔画让整篇碑文透出一股奇峻之美，但当同样的笔画再次出现时，写法又极少重复。有的字会在文中反复出现，但是每一次出现都有变化，无一重复，让人叹为观止。

3.书写熟练程度方面，《礼器碑》自始至终透出一股成熟大气的风范，运笔时重时轻，交替自然。方笔圆笔混用，切换自如。起笔与收笔潇洒又克制，实非寻常书家所能及。细笔与粗笔、方笔与圆笔的和谐统一，这一切显然并非出于刻意，而是书家自然达到的一种状态。

历代文人和书法家对《礼器碑》赞赏有加，明代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价说：“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清代王澍赞扬《礼器碑》“往往于无意之中，触处生妙”“虽不作意，而功益奇”“此碑无意于变，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变，所以数变辄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