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特征事实与理论分析

3.1　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与城乡收入差距变迁的特征事实

3.1.1　特征事实一：中国分权化治理实践

分权化治理理论演变中都包含着政府影响经济运行和参与经济活动的隐性假设，而且这种假设符合大多数经济体的发展实际，尤其是转型期的发展经济体。“中国式分权”最早由Qian和Weingast（1997）提出，把财政分权化治理与地方政府激励和竞争相联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也经历着分权实践，而且“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模式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政府主导型经济”也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一个共同认知（刘瑞明、白永秀，2007）。

（1）1949—1978年的财政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经济上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即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均受配额限制，而产品的供给和销售则由中央政府的相关部委按国民经济计划实施，完全排斥市场。1949年，面对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问题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效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然而由于资金约束，中央政府必须集中财政收支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1950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开始分权化实践，采取完全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1951—1957年对“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作出修订，采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收入分类分成”的财政收入分成和预算分级管理的财政模式。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把中央和地方关系视作需要正确解决的关系之一，对集中化的财税体制提出质疑，更欣赏中央领导、地方自发的平衡发展路径。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财政体系及其决策开始分权化，但这一分权化实践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淡出。1963年集权被重新引入，但这一时期，集权体制继承了税收分成的传统，并将其制度化，也就是在财税体制中引入了激励因子。“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体制变动频繁，1968年财政体制回归到1950年的完全集权模式，1969—1970年则采用1959—1967年的模式。1971—1973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体制又开始分权化实践，但1974—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建了集权体系。“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带来了重大变革，江苏和四川等地开始试验分权模式（见表3-1）。总之，1949—1978年的财政实践几度徘徊于集权与分权之间，这与苏联的计划模式不同，针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独有特征，Qian等（2007）认为中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是其必然选择。

（2）1979—1993年的财政实践

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其分权的微观表现就是决策权从国家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转移，而宏观表现就是经济计划体制的逐步瓦解。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且最重要的分权形式是财政分权，它使各省拥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姚洋，2016），其他形式的分权化治理直接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财政分权则使地方政府成为自主实体，地方政府自主权的获得让各种制度的分权化实践成为可能。1979—1993年中国财政体制变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存在多种多样且项目频繁变化的财政大包干体制。表3-2梳理了1978—1993年的财政制度变革实践，1978年福建、陕西、浙江、湖南、甘肃、江西、吉林、山东、北京以及黑龙江等十省份开展了与中央共享计划外收入的试验，1979年福建和广东开始了最优惠的分成计划，只需向中央上解定额收入。这些改革初期的试验为1980年全国财政改革“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提供了基本经验，中央向各省份提供了五种包干办法（Wei, 2000）。财政包干体制在1985年和1988年经过两次补充和修订，虽然并未改变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各省份的留成比例却在逐渐增加。财政包干体制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税收占GDP的份额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预算和税收占全国比例大幅降低。基于此，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发布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被学术界认为是促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文献。

（3）1994—2011年的财政实践

中国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基础，分税制改革及其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构成了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基础，推动了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实践证明，中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世界财税体制改革的奇迹（楼继伟，201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以“税制统一”为主线，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财政分权从“总量分权”到“税收门类分权”的转变，基本实现了财政收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增强了财政的总实力，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辖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构建了现代财政的基本框架。表3-3和表3-4报告了分税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财权事权的划分。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财力有了显著提高，基于转型期的现实国情，1995年出台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增强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力，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协调运行。1996年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意见的通知》，把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2000年前后相继出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作为国家增支减收政策配套型转移支付以及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2002年进一步调整了分税制，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并要求各地按照分税制要求完善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2005年，为了缓解县乡财政困境，出台“三奖一补”等配套性政策措施⁽¹⁾。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通过并于2008年开始实施，分税制遗留的“双轨制”得以并轨。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开始部署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省级以下财政改革迈向深入，“省直管县”“乡财县管”成为基本标志。2011年国务院开始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工作，地方财政压力得到缓解，财政运行的环境进一步优化。

（4）2012年以来的财政实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注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²⁾。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³⁾。2014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进行首次修订，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收支行为和财政预算。2015年财政部出台《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认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必须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并要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进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8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2012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实践重在现代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建设，其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动力的稳态转换提供一个良好的财政制度基础。

3.1.2　特征事实二：中国经济政府主导特征的度量与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充当经济活动和公共资源配置的主角。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考虑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和辖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本书对中国经济运行中政府主导的程度的考察选择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邓金钱，2017），比值越大，说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较低。另外，这一指标也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政府规模，而且这一指标也内含着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的城镇偏向，因此，选择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测度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程度并分析其特征事实是合理的。

（1）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政府主导程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也被称为“指令型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社会生产以及产品分配与消费等方面都进行事先的计划安排。新中国成立后，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大致完成于1956年年底，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基础，“一五”计划的成功实践表明以行政命令方式管理国民经济具备现实可行性，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经济运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为国家法定的经济体制。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中央和地方关系时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⁴⁾。在论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时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⁵⁾。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规避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保障中国顺利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物质资本严重短缺的条件下，行政性计划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上，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运行体系，“统得过死”成为经济体制的通病，给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了诸多危害，如企业恶性竞争、区域重复建设、工厂效率低下、区域发展失衡等。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计划经济体制作出客观评价，认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⁶⁾。因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于中国发展的实践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性指令和计划指标管理国民经济运行，财政资源配置必然是政府主导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事实表征。图3-1报告了1952—1977年中国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1952—1956年，中国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逐年上升，表明政府主导经济的能力和程度在增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1960年，中国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出现迅速增长，这是因为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财政能力显著提升，财政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主导能力也出现大幅提升。但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经济的健康运行遭到破坏，社会生产能力下降，财政收入显著减少，导致1960—196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急剧下降，但在1962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这一比值基本保持稳定，在0.33左右。1966—1969年中国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出现显著的“U”形波动趋势，在1968年达到历史的最低值0.25，之后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并于1971年之后趋于稳定。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府主导程度的变迁

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为基本特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刺激经济、激活企业积极性，实施了财政体制的“双轨制”改革，并于1983年和1984年在国营企业相继实施两步“利改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⁷⁾。1985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把国家预算内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⁸⁾，从改革开放到1985年，中国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初步形成了“以税代利”的财政收入体系，赋予了财政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改革重心的转移，为消除“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1986年中国推行了“财政、税收、价格”联动的改革政策，其目的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和稳定的财政体制，1987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的分级管理和行政分权，但这一时期的“财政包干”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行政分权和财政分级管理在初始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让财政陷入“收入减少、补贴增加、赤字严重”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政体制改革频繁，政策严重缺乏稳定性，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改革的风向标，并于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现了税收从“总量分权”到“门类分权”的转变，通过制度明确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规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⁹⁾。分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改革，为建立现代财政税收制度建立了基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发挥现代财政的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2014年中国出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财政制度变迁史上的重要制度创新，其目标是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重点推进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方面的改革。

从改革开放到分税制期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频繁，处于财政体制改革的“分灶吃饭阶段”，这一时期预算收支中地方财政、中央财政结构变化明显。在预算收入上地方财政占比显著上升，而中央财政占比则下降，这也是财政分级管理和行政分权的现实表征；而预算支出在1979—1985年中央财政高于地方财政，但在1985年之后地方财政支出显著高于中央财政支出（见表3-5）。图3-2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GDP比值变化趋势，从一般预算收入来看，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经历了一个“U”形的变化趋势，改革初始期的1978年一般预算收入与GDP的比值为0.31，1995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值0.10，并在之后逐渐上涨，从中央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来看，分税制前地方财政的预算收入明显高于中央财政，但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与GDP的比值经历了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央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则出现先升后降的波动趋势。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与GDP的比值都表现出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2011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与GDP的比值超过中央财政，表明地方财政能力显著提升。

政府主导经济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上，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可以很好地反映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图3-3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与GDP比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也呈现出“U”形的变化趋势，1979年起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96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值0.11，之后这一比值在波动中上升，表明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对GDP的贡献在增加，政府主导经济的程度在逐渐增强，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79—1984年中央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显著高于地方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1985年后地方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高于中央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而中央财政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则在波动中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显著提升，地方政府成为辖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经济剩余的分享者。

（3）中国经济政府主导程度变迁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禀赋差异明显，而且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经济社会改革存在显著的区域非均衡特征，导致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均衡，政府规模和调控经济的能力也会出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表3-6报告了1997—2015年中国分区域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其最高值、最低值分别为所辖区域省级单元1997—2015年平均值的最高值与最低值，平均值为所辖区域省级单元的平均值。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政府主导程度最强的是北京，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也在增强，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从1997年的0.13上升到2015年的0.35；而政府对经济主导程度最低的是江苏，这说明江苏的市场化水平比较高，政府参与和主导经济能力相对较弱。中部地区政府主导程度最高的是吉林，而且主导程度也在逐年增强，地方财政支出从1997年的0.11上升到2015年的0.23；而政府主导程度最低的是河南，1997年地方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仅为0.07，2015年这一比值为0.18。西部地区中西藏政府主导程度最高，这与西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相关，1997年财政支出占GDP的50%，到2009年地方财政支出甚至超出地区GDP；而重庆的政府主导程度最低，1997年为0.08，到2015年这一比值变化为0.24，也说明重庆的市场化水平较高。

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平均值的变化趋势来看，西部地区的政府主导水平显著高于东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略高于东部地区（见图3-4）。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程度的变迁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1997—2002年显著上升，2002—2004年则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5年起迅速增长，2015年西部地区各省份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平均值达到0.4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政府主导程度的差距相对西部地区而言比较小，而且其变化趋势也比较一致，即政府主导经济的程度均出现上升趋势，1997年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各省份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平均值差距较小，均为0.09，2015年中部地区的均值为0.23，而东部地区的均值为0.20。通过对中国三大区域政府主导程度变化趋势的观察不难发现，其均存在显著的上升趋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形势下，政府“参与并主导”经济运行的特征将会继续存在，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在转型期如何科学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学术理论界和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关注的核心话题，本书将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享发展方面作出探索。

3.1.3　特征事实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与分析

学术理论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考虑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口径，采用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这种方法计算简单且数据容易得到，但是未能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收入水平分布结构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转型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江春等，2016）。二是基于城乡收入比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不足，吕世斌（2016）采用基尼系数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但基尼系数是以洛伦兹曲线为基础，更适合用于测度总体收入差距，不适合度量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王少平、欧阳志刚，2010）。三是泰尔指数（Theil Index），泰尔指数基于熵理论不仅可以将收入差距在组内和组间进行分解，而且对收入差距的测度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曹裕等，2010；江春等，2016）。因此，本书选择泰尔指数测度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为了比较，先对其他形式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作一简单统计和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变迁：城乡收入比与基尼系数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分配的平均主义盛行，但是这种平均分配仅存在于城镇和农村内部，城乡间的分配因户籍限制而被分割，而且这一时期国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牺牲农业、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因而这一时期城乡间居民消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基本保持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和扩大是在改革开放后采取“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致，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持续做大的背后却是蛋糕分配的严重不均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见图3-5）。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的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农村居民收入为1），到2015年这一数据变为2.73：1，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2009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值3.33。从具体发展趋势来看，改革初期到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重心在农村，农村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而同期城镇体制改革是滞后的。1984—1994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镇，城镇生产力发展迅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超过了改革之初的水平。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收入水平上升，1994—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趋于逐年下降，接近改革之前的差距水平；1998—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一时期通货膨胀严重，其中更多的是货币性因素；从2004年起基本趋于稳定，并于2009年起出现新一轮的下降趋势。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取值在0到1之间，系数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警戒线”，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78—2014年基尼系数的及其变动趋势（见图3-5），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81年的0.288上升到2015年的0.462，并且自1994年以来基尼系数一直在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中国已经步入世界城乡收入严重不平等国家之列。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中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起已经逐年下降，实现七连跌，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正在逐年缩小，但问题依然严峻，因为中国基尼系数依然在0.4以上。

（2）城乡收入差距变迁：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测算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可以对样本差距中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作出精准的测度，用泰尔指数测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以把二元结构下城乡人口分布的现实反映出来，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根据经典文献（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江春等，2016；邓金钱、何爱平，2017），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heil表示泰尔指数衡量的城乡收入差距；j=1表示城镇地区；j=2表示农村地区；I_ij表示i地区城镇地区或农村地区居民的总收入；I_i表示i地区居民总收入；P_ij表示i地区城镇地区或农村地区居民人口数量；P_i表示i地区城乡总人口。

表3-7报告了1978—2015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在改革初始期的1978—1983年，泰尔指数从0.09下降到0.03，这一趋势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下降。1983—1994年，随着改革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生产力水平迅速超过农村，加之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超过农村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上升。从分税制改革到1997年，泰尔指数出现下降趋势，之后又迅速增长，到2007年达到改革以来的历史最高值0.16，随后出现新一轮的下降趋势，2015年的泰尔指数为0.1，这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经历着显著缩小的过程，城乡共享发展格局已初具雏形。

（3）城乡收入差距变迁的区域异质性

“非均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上，更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上，城乡收入差距必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表3-8测算了1997—2015年中国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其最高值、最低值表示1997—2015年所辖区域省级单元平均值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平均值则是所辖区域的算术平均数，可以看出1997—2015年东部地区泰尔指数平均值最高的是海南，2000年为最低值0.09，2010年为最高值0.14，2015年下降至0.10；而最低的是上海，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特征，2001年达到最高值0.04，2015年则为0.02，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值。中部地区1997—2015年泰尔指数平均值最高的是安徽，其变化也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轨迹，2006年达到最高值0.17，之后逐年下降，2015年降至0.09；而最低的是河南，1997—2015年的最高值为2003年的0.10，之后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1997—2015年泰尔指数平均值最高的是云南，1997—201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均在0.2以上，2015年为0.16；而泰尔指数平均值最低的是内蒙古，其2004年的最高值仅为0.15。从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区域内部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巨大差异，但不管是平均值最高的省级单元还是平均值最低的省级单元，都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轨迹。

图3-6报告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高于东部地区，与政府主导程度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但三大区域泰尔指数均值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轨迹。西部地区泰尔指数的均值1998—2003年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从2003年起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从2006年起中央全面取消农业税，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在这一时期波动幅度不大，并在波动中存在小幅下降，从2009年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出现大幅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平均值在1998—2003年直线上升，在2003年达到最高值0.13，之后同样在2003—2009年在波动中有下降，而从2009年起则大幅下降，绝对水平与西部地区存在巨大差异，但变化轨迹是一致的。东部地区1997—2015年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变化区间在0.05～0.10，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具有相同的变化轨迹，只是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最小，中部次之，西部最大，这与中国经济政府主导程度的变迁基本一致，给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