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交通运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之一，作为区域内部和区域间人流、物流、信息流及技术流的载体，对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体系在区域经济大系统中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日益凸显，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也日益依赖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交通运输不仅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而且交通运输方式、规模也不断发展，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相互配合、分工协调，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局面。

（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

交通运输的发展直接影响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运输业的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呈螺旋式不断上升的关系。一方面，交通运输设施的不断完善能提高运输能力，改善区域间的运输联系，使货物和旅客的运输与周转更便捷和高效，减少区域空间距离的束缚，从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交通支撑，实现空间位移以扩大区域活动范围，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上升时，会对当地的交通运输提出新的要求，使该区域加大对基础交通运输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交通运输设施的发展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世界各国交通运输的发展与完善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实现运输设备和运输工具的现代化，即巧妙利用世界新一轮技术的革新发展，在交通运输业中广泛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提高运输设备和运输工具的效率。另一方面，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科学衔接、分工协作，即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将单一的运输方式不断衔接，促使各类交通运输方式朝着分工协作、协调配合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统筹发展。交通运输发展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交通运输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类交通发展历程中，最早发展的是陆路交通，其次是水路交通。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的相互衔接为工业发展，特别是沿江、河、湖、海的工业和城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科技发展和工业化对交通水平需求的提高，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等交通方式不断崛起，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广。20世纪，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普遍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基本方式是通过促进交通干线经济带建设，进而改变经济空间结构”，并通过归纳总结提出“交通经济带”这一概念，认为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用交通经济带来表现，即“以交通干线为主导，由交通干线和沿线一定范围内经济区域（主要由交通干线的吸引区域决定）所形成具有某种特性结构（优势产业结构、资源结构、技术结构）的带状区域”。交通改变生产力布局、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从而得以表现。

交通运输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交通运输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是交通运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效果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当某地区交通运输建设发展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时，则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与发展应综合考虑某区域的区位地理特征、交通发展基础、产业结构与布局、人口分布与货物运输流向等方面的特点，有计划、科学合理地构建各类交通运输子系统，以系统集成各种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势，具有“综合性”“集成性”的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总量不断持续增长，区域间联系日益频繁，原有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已难以满足区域间快速、高效、经济和安全的运输需求，为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迫切需要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而这也成为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南沿边地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国家要集中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思想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率先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发展规划，这些都是国家根据不同经济区域的地理位置、产业基础、资源优势、市场格局等因素，为了引导区域间加深合作，促进区域间各项要素的流动，更好地挖掘区域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全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相继提出的。

随着“两个大局”思想的不断深入，1999年9月，为不断缩小东西部地区间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更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良性发展，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以及“十三五”规划，每个规划都对西部地区提出新的发展要求。西部地区囊括了我国十二个省区，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开发潜力较大。西部地区是我国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大部分省份处于国境线边沿，复杂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资源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促使西部地区成为我国的生态屏障和资源保障，但同样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交通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发展长期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使西部地区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更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西部地区分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情况较之西北地区更为复杂，既属于民族集聚区域，又属于与东南亚地区接壤的边境区域，不仅要处理好民族工作，还需要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地域紧密联系的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挑战与风险。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面临六大新形势，其“新”表现在：追赶跨越发展“新起点”、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新任务”、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新要求”。为应对这些新形势，要求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强创新引领支撑，提升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推进绿色永续发展，筑牢支撑发展的生态屏障；立足资源禀赋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瞄准畅通网络提升密度，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成果协调共享，努力实现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和公共服务全方位提升”等六个方面进行突破。西南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西南沿边地区在“十三五”时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更好地促进西南沿边地区又好又快地发展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西南沿边地区发展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提出新的发展要求

西南沿边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西藏三个核心省（自治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国家在规划指导、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优惠扶持、财政支出、项目安排、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东、中部地区也通过产业转移、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但西部地区依然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质量低下、人才层次低、产业结构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等多种问题。以广西、云南、西藏为代表的西南沿边地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核心省（自治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我国政治稳定、维护周边外交安全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沿边区域重点开放开发等各项政策的全面实施，对交通运输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2011年，国家出台《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2015年的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交通运输部明确梳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并率先启动，提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入落实“走出去”战略。2017年，《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成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比较发达的城乡支干交通网络。全面提升民航、水运、通信、环保、管网等设施保障能力”。西南沿边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地带和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位置，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交通建设照顾政策。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迫切要求西南沿边地区利用边疆战略位置与民族集聚特点，发展联通国内外、通达主要及相邻省份、覆盖城乡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促进区域各项要素的自由流动，有效加深区域内部、区域间联系和合作程度，最终实现整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西南沿边地区幅员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地理环境险峻，城镇间距离较远。目前交通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但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自然条件脆弱等原因，造成交通运输体系不健全、集疏运结构失衡、规划衔接不足、运输管理条块分割等问题，西南沿边地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整体水平较低，还处于“瓶颈”阶段。为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陆海新通道战略，以及沿边沿疆地区开放开发等系列政策，西南沿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等在不断推进，其客货出行规模和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对便捷、高效、环保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需求逐渐提高。因此，探索建设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增强西南沿边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非凡。

二、研究意义

从区位经济理论来看，交通运输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布局的关键因素。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方式是通过交通运输干线产生的集聚作用和扩散作用，带来交通干线沿线地区各种要素的流动，从而促使产业、资源在某区域集聚，改变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点—轴”“中心—外围”等多种空间格局，并通过区域发展战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和布局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决定了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最终决定交通运输体系的规模、数量，制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和发展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影响区域内、区域间各项要素的流动，决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和经济布局，两者相互促进，呈循环耦合式发展。本书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视角，针对性研究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战略问题，这对边疆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意义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又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两者互相作用带来的产业特性和空间特性，一直是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经济学家侧重交通经济带形成对区域经济效益的分析，集中对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地理学家侧重研究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状分布空间特征，测度由交通运输带来的空间可达性问题，强调交通运输导致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相互作用等。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区域经济和区位理论中，交通优势一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区位优势，对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规模和空间布局具有促进作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一方面，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通过改变区域间可达性来加强空间经济联系；通过改善资源要素的流动效率、方向、方式、方法等为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促进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加速要素流动来引导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的发展；通过带动沿线地区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最终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格局通过资金、人员、技术等要素投入，制约或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机理不是单向、可分割的，而是存在反馈与反哺的内在逻辑机制。了解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研究综合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协调发展的模式奠定了基础。

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社会民生保障不断完善，人均收入、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沿边地区存在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贫困人口众多、产业结构极度失衡、自我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其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祖国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西南沿边地区以广西、云南、西藏为主体，既属于民族聚集区，往往也是民族问题高发区，又在地理位置上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接壤，具有地缘特点，使西南沿边地区成为我国遭受文化安全威胁的前沿阵地。如何对西南沿边地区的民族特色和边境地缘优势进行合理开发运用，通过明确功能定位，建设发展具有内生拓展力的跨国经济通道，突破封闭、半封闭发展模式，摸清沿边地区发展落后的根源，将民族文化多样性和边境地缘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政策导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投入各种人力资本，特别是覆盖城乡、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需要学者们深入探索。因此，研究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战略，不仅丰富了通道经济理论基础，还注重探索西部地区形成跨国通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战略，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对逐步实现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社会意义。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下，更注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将主体功能区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从一般开发到重点开发，破除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瓶颈”，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总量增加和经济开发等，最终要实现加速发展，缩小与东中部、西部各省区之间的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内外均等化发展，将开发与开放结合，加强与沿线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形成有层次、有秩序、有重点、有差别的对外开放格局，既能承接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又能通过内生增长形成自身的优势产业，承载跨国大通道建设功能。本书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系统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西南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交通运输发展情况，归纳、梳理、总结、分析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战略机遇，基于区位、通道等理论，从促进经济增长、制造业集聚两个角度实证分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西南沿边地区的影响，并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战略和实施保障措施，将进一步丰富区域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的战略理论及研究方法。

（二）实际意义

1981年，我国发布了《国家干线公路网（试行方案）》，开启了交通规划的新开端，随之先后发布了《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1992年）、《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04年），以及2013年发布的《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等国家级干线公路网规划，并发布有关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运输方式的规划。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公路水路交通“十五”发展计划》 （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2005年）、《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2006年）、《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布局规划》（2007年）、《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2007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年）、《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年）、《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年）、《交通运输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年）、《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2016年）、《“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2017年）等，各项交通运输规划对西南沿边地区各省（自治区）的交通运输建设进行了规划指导。本书在综合考虑国家、区域交通发展战略、区域政策的要求下，思考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区域发展政策也在不断发展调整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层出不穷，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1980年，通过财政手段实施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实现均衡发展；第二阶段：1980—1992年，以效益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政策，通过在沿海地区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实行开放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第三阶段：1993—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通过国家投资与布局、财政和开放政策、区域合作政策和扶贫等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和平崛起等政策，“十三五”时期我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发展规划。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实力不断提高，但东西部发展差距明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缩短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距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如国家启动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建设的“五横四纵四出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覆盖西南地区，伸向东南亚。“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中，提出构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内畅外通的“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其中多条通道涉及出境通道。组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强调了对外经济、跨境合作、空间布局和互联互通等政策，通过南海经略、西部崛起、西北通衢等促进国家形成新的空间格局。因此，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交通运输系统作为服务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近年来交通网络规模、基础设施装备水平、运输质量和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扩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问题也逐渐凸显，如交通需求与供给矛盾造成的交通拥挤、事故频发、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程度上的差异，交通建设与管理机制的脱节、区域行政机制的管制，直接引发交通运输结构性问题。对于拥有优越地理区位条件的西南沿边地区，为推进多重区域发展政策实施，建设兼顾运输和经济功能的大通道刻不容缓。通过大通道建设，进一步改善西南沿边地区的区位条件，加强区际、区内的相互联系，缩短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加速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等向效益更高的发达地区流动，工业和高附加值产品、资金、产业等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通过交通运输干线的集聚作用和扩散作用，最终带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技术共同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整体提高，加强沿边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联系，从而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战略高度构建西南沿边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战略和保障措施，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对提升西南地区交通运输体系整体功能，促进大西南经济圈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根植于沿边区位战略的民族特性，为民族政策的落实创造条件，对增强民族团结和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推动西南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部湾经济圈等对外交流与合作，创造互动互惠的国际环境将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