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 赵庆云
- 8584字
- 2025-02-23 10:29:01
绪论
一 选题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文革”前所谓“十七年”（1949～1966）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中外学术界对此均已给予一定关注。因十年“文革”的史学大体可存而不论，则当代中国史学，需要着重关注“文革”前“十七年”及改革开放后40年这两个时段。[1]而要真正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特别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状况，[2]皆因这二者之间实质上存在无法割断的紧密关联。
就大陆学界而论，既有关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史家研究。关于“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已有颇为可观的著述。专著如谢保成著《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陈其泰著《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王学典著《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张传玺著《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朱政惠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方光华著《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杜运辉编《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这类著述，由于论题集中，类似于掘井式的研究，自不乏深入细致之作，尤其在资料开掘方面奠定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惟此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不免呈现“马太效应”，论述往往集中于少数著名史家，“史学五老”之下如尹达等已难顾及，[3]遑论其他生前身后均名声不彰的学人。而且，个案研究亦天然有其局限，由于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个人，往往不易把握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及时代背景，甚至以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失去研究者应有的裁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风丕变亦影响到学术史书写。在学界近年绘制的现代中国学术地图中，一度被遗忘的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已然居于显著位置，受到空前重视；与此相对应，曾经主宰当代中国史坛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门庭冷落，甚而有被边缘化之虞。在此情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学人为中心的典型个案研究，似呈难以为继之势。
其二，从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着眼，侧重全景式把握和综论式评述。主要论著有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蒋大椿著《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王学典著《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王学典著《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5），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侯云灏著《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这些著述着眼于宏观脉络的把握，为我们勾勒了“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体面貌。但因论述范围广泛，难以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其中王学典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年，善于通过建构理论概念来把握史学发展的大势，如发挥周予同、余英时之“史观派”、“史料派”概念，以二派之对抗消长为脉络纵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史学；[4]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为主线条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5]以“新史学”、“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来梳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6]这些论述多有所见，较一般综论式的著作更为深入，在学界引起颇为热烈的反响。但此种以理论概念条理史事、以截然派分研治史学史的取径，仍不免存在局限。这些概念工具看似可以笼罩所有，实则有时与真实情况难以切合。由于著者的主观取舍，有意无意之间，或片面放大，或视而不见，在条理毕具、脉络愈益清晰的同时，仍难免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的质疑。
此外，关于“十七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海鹏著《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关于某些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评述亦值得注意。主要有：龚书铎、李文海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含《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等专书；李振宏主编的“新中国学案丛书”，含《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著作。此外，还有蒋海升著《“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张越著《“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等。这些论著从专题切入，对曾经引起史学界广泛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所谓“五朵金花”——做了系统梳理和评析。
港、台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逯耀东著《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吴安家著《中共史学批判论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章群著《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工作》（台北：学海出版社，2000）等著作。这些著作以综论介绍为主，著者之评论亦具批判眼光。然总体说来，其研究深度尚显不足，且限于资料，有些论述不无隔膜之处。
域外主要是美国、英国对“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予了一定重视。费正清、刘广京、芮玛丽、邓嗣禹、房兆楹均曾撰写文章，评论中国史学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集中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由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负责的英国《中国季刊》，于1964年9月6日至12日组织召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讨会。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并主持会议。会议论文有对毛泽东的史学研究。而此前费维恺已出版其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还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情况的选编文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人的著作，都有详细介绍。1968年，费维恺又主编论文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此外，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 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971）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进行了研究。[7]这些著述，以“他者”的视角审视大陆“十七年”史学，能予人以启迪，但仍不免止于介绍而失之浅简。
无须讳言，我们对“十七年”史学尚缺少真正具体深入的认识，其总体研究水平较晚清民国时段的学术史研究逊色不少。有学者指出，在我们今日的史学言说中，“十七年”史学某种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以致造成我们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不自知。[8]不少学者视“十七年”史学为“完全政治化”的产物而不屑一顾。然而，学术发展有其内在延续性，“知新”必须建立在“温故”的基础之上。“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此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其经验和教训在今天仍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近代以来，学术的进步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学术机构、团体的作用。[9]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设立为嚆矢，出现了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就现代史学的发展而言，研究机构促进了史学研究的专门化、组织化、制度化与职业化进程，并构成某一史学流派的依托与载体，为学者的分工协作、资源整合、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因而，史学机构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台湾学者陈以爱所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10]开其端，不少学者以学术机构或学术群体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学术史。[11]此种取径，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阐释，关注学术建制层面的种种因素，聚焦于史学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较此前以个人或论著为中心的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围与视野；较仅以史学思潮为中心的宏观综论，又更为具体切实，因而对近代学术史、史学史研究有新的开拓。
不无遗憾的是，当下以学术机构为研究对象的取径，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段，尚未见用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之史学研究。其原因或不止一端。但1949年前后学术研究机构的内涵颇有不同，当为要因。1949年前的史学机构，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相对独立于政治。[12]如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人在其中切磋砥砺，即便政治局势跌宕起伏，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学术研究的独立空间。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既已被纳入意识形态建构的考量之中，自然与政治产生了紧密关联。概言之，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机构，“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已成为天经地义，与民国时期主要以研究高深学问为职志的中研院史语所等史学机构自然颇异其趣。
但是，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学术研究机构毕竟已经落地生根，虽有差异，然不离其宗。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机构，仍然主要承担着集聚专业史家以进行史学研究的功能，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即便在政治运动最为激烈之时，其学术研究工作仍未完全中辍；其学术精神与传统虽经“文革”浩劫，仍得以传承。就其本质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与民国时期的史学机构，具有诸多相同点。且因1949年后强调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史学研究亦更注重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与推动，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对于引领全国史学发展无疑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进而言之，从某种意义来说，正因为与政治之间难以分割的纠葛，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机构较诸民国时期相对纯粹的学术机构，或许具有更为广阔的探讨空间。考虑及此，笔者乃欲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切入，来探讨“十七年”间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
20世纪50年代的大陆史学界，自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甚而一统天下。然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论，也并非完全一致。论其脉络，可能还有“延安史学”与“重庆史学”之区分。抗战时期的延安与重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个中心。延安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以范文澜为核心，一度颇具声势；抗战时期，郭沫若、侯外庐等人在重庆白区以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阵地，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并组织“新史学会”，“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著名学者，都会聚到这面‘新史学’的旗帜之下”。[13]两地史学研究既呈现出诸多共性，也存在差异。其最为显著者是：延安史家更强调史学研究服务于现实革命之功用，体现出强烈的战斗性；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因白区环境的原因，从事相对纯粹意义的学术研究，其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史、思想史。[14]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延安史学机构一脉相承，当为“延安史学”的继承者；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5]，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为核心，并主要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进行离现实较远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视为“重庆传统”的化身。[16]
有学者认为，“延安史学在1949年以后突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占据史坛的中心，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的主导范式。其治史理念、价值预设和理论框架长期支配中国史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17]此论自有其见地。作为“延安史学”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无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且在海内外具有深广的影响力。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刘大年、黎澍等人在“十七年”时期的史坛亦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一些影响全国的史学活动均有近代史所的主导或参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中科院近代史所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缩影。本书着眼于“十七年”这一时段，将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研究置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的宏观视野中，力图超越一般史学史的局限，进行多层面的探讨，以展现“十七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复杂的发展状况及曲折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十七年”史学加以省思，汲取其优势，正视其缺失，以祈为当今史学提供某种借鉴。
二 资料概况与研究取径
笔者之所以选择以中科院近代史所这一史学机构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固然因近代史所在“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更因偶然的机会得以查阅近代史所保存的1950～1966年为数颇丰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历年的学术计划、总结、学术会议记录、往来公文信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发言记录，以及人事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十七年”间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发展以及整个中国史学界的诸多方面。
近代以来，档案作为直接史料的价值受到史家重视。然而，档案自有其局限，其中不乏应付检查的官样文章，若不以其他资料相互比对参证，则难免陷于迷信档案、被档案误导之窠臼。如近代史所档案中，历年工作计划构想均颇为详尽，然而不少计划徒具空文，并未落实；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材料，如整风材料、自我检查、“大字报”等，亦因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而不无刻意造作、夸大甚至歪曲之处。[18]似此必须谨慎对待，细加甄别，不可过于依赖、轻信档案文献，以免被其误导。
研究此项课题，笔者也比较重视私人所藏未刊资料。由于近代史所一些老人尚健在，笔者的研究课题又获得蔡美彪、张振鹍、李瑚、曲跻武、张海鹏、曾业英、朱东安、韩信夫、荣维木等前辈学者的大力支持。蔡美彪先生提供了所珍藏的信函。张振鹍先生将他与沈元1965年在山东黄县下丁家口子村搜集到的大量村史资料，以及其兄张振鹤所写《沉冤二十二年》等资料见示。李瑚先生则提供了他的日记手稿，以及其所整理的《本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此外，笔者还蒙刘潞先生提供刘大年保留的大量未刊文献，包括日记、文稿、读书札记、往来信函等。这些学人的私密性资料多带有个人的情感烙印，有助于把握当时学人之人脉关系及各自心路，对本课题之研究弥足珍贵。尤其是刘大年、李瑚等学人的日记，虽然较为简略且含蓄，亦未连贯始终，然重要事情均有记载，且从中可以窥见其当时的心境感受。
公开出版的著作论文为学术史研究资料之大宗，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近代史所学人虽然在“十七年”间成果难如人意，然公开出版的著述亦复不少。论及学术发展，当然还需以学人著述为基础。惟此种文献，搜罗虽然不难，准确解读则须细致深入。有学者指出，文章结集出版时已从最初发表的期刊中抽离，“于原本脉络中本可一目了然的意义，必然有所失落”；且结集时往往已经过编者的着意编排，未必能保持原貌。[19]因此，对于相关论文，力求广泛阅览论文最初发表的期刊，以准确把握其历史语境和脉络，以尽量避免误读错解。同时还须看到，原文与文集可能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透过原文虽可窥见原初的历史语境，但与文集相对照更可能发现学者思想观点之变化和学术脉动之表征。
近年来，不少传记资料相继出版，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年谱等。如《夏鼐日记》、《五石斋文史札记》、《红尘冷眼》、《静晤室日记》、《顾颉刚日记》等，其中均有不少涉及近代史所学人人际网络、学术活动的相关资料，亦值得重视。
除此而外，笔者还投入相当多的时间精力，进行口述访谈。采访近代史所学人数十人次，收获颇丰。有些隐晦难解之史事，访谈时往往一语道破其背景即豁然开朗。而且，通过对一些亲历者的访谈，也可获得一种历史感，在一定程度上重返历史现场。不过无须讳言，访谈者自身记忆可能不清，且大多难免带有一定主观性；不同访谈者对同一事情的叙述往往有抵牾之处。职是之故，使用访谈资料尤须慎重辨别。
概而言之，虽然在史料搜集、发掘方面已颇费功夫，然而相对于研究的问题来说，又深感史料之不足。史料永难穷尽，而解读史料、寻绎史料背后隐藏的含义，更考验研究者的眼光和识力。
笔者亦自我警醒，不可一味依赖新资料，反而对于习见的史料视而不见。傅斯年的论述可引为鉴戒：“必于旧史料有功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20]
本书以近代史研究所为切入点，所着眼的则是“十七年”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发展。力图通过尽量挖掘、搜罗、综览不同类型的史料，相互比对各种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与档案文献及私人记述，不求面面俱到，而着重从近代史所之人才集聚、科研组织、机构运作、学科建设、研究理念、成果刊布、与“十七年”史学界之关联等几个方面做较为具体、深入的探讨。进而言之，本书在考察学者之史学研究的同时，将相当部分的笔墨放在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和人脉关系，力图将学人之“学”与其“行”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见之于行事，梳理脉络，把握头绪，从而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实际。[21]
大体而论，历史研究只有先弄清“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在“是什么”尚模糊不清之时，我们对“十七年”史学之研究，实有必要超越批判或者捍卫的价值立场，充分挖掘史料，重返特定的时空语境，厘清“十七年”间以“革命”为基调的时代背景之下学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不无纠结困扰的实际作为，探讨其种种学术理念构想在具体实践中受到何种局限，进而对“文革”前“十七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丰富与复杂样态有更深入的认识。
[1] 也有学者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相提并论，认为“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史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学术动态报道：《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史学版）。这一看法不无偏颇，“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虽具有关联性，但二者无论如何都不可等同。“十七年”史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较为丰富与复杂的样态，不宜简单地以“泛政治化”一言以蔽之。
[2]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页。
[3] 近年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颇似中共史学界的发言人”（章群：《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工作》，学海出版社，2000，第31页）的刘大年亦引起学界关注，周秋光、黄仁国撰写《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黄广友以《刘大年史学研究》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2010）。
[4]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 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6]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详见朱政惠《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7页。
[8]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页。
[9] 参见〔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9～38页。
[10]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
[11] 如蔡乐苏《蒋廷黻与清华大学历史系课程新模式的建立》，《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3期；陈峰《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吴兴星《清华历史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5）》，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等等。
[12] 蔡元培创建中研院，是希望学术研究避免各种干扰，学人可以“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395页。不过也应看到，中研院隶属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制约，纯粹的学术追求在近代中国实际上难以实现。参见钱斌《学术自由与制度保障——以中央研究院为例》，《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第31～40页。
[13] 侯外庐：《韧的追求》，上海三联书店，1985，第116、123页。
[14] 详参洪认清《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域特色》，《三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7～72页。
[15] 1954年初成立时，分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1960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
[16] 此点承历史研究所彭卫先生提示。唯此类派分，只是大体而论，不宜绝对化。如历史所的重要人物尹达，即曾在延安史学机构待过一段时间。
[17] 林国华、陈峰：《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特点》，《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78页。
[18] 不过，对这些资料还是不可轻忽，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解读。若能准确把握当时的政治氛围，透过这些歪曲夸大之处，亦可以窥见当时学人的真实心迹。
[19]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第3～4页。
[20]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第26页。
[21] 此种方法取径，桑兵先生多有阐发。笔者力有不逮，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