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邪恶和传染

但工业化也使英国部分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被迫从事各种工作，他们不但打破了固有的季节性节律，而且也不再顾及各种宗教节日。在18世纪，据计算，每年的平均工作日从250天增加到了300天。人们没有时间生活，没有时间表达爱情，也没有时间讲故事和教导他人。人们曾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因为在黑暗中无法工作。但在人为点亮的工厂和作坊中，他们要站着工作12个小时，巨大的机械钟管理着他们的时间。开始的时候，耸立着巨大烟囱的肮脏工厂并不算太多，它们主要集中在兰开夏郡加工棉花的城镇。但拥挤的廉价房和无处不在的煤烟使不同类型的作家——如查尔斯·狄更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维多利亚女王——想到了地狱里的场景。

尽管儿童也曾在田间地头从事一些较轻的工作，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进入工厂工作。他们在工厂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虐待。因此，即便是在那个硬心肠的时代，社会上也出现了旨在限制童工工作时间的运动。基督徒的愤怒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同样也推动了工厂生产的规范。结果，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厂法》，这些《工厂法》限制工作时间，保护工人健康，并制定了一些安全规章。然而，19世纪早期童工的生活仍然很艰苦，这点可以从1802年出台的第一部《工厂法》的条文中得到印证。这部法律规定：9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可以工作8小时，14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可以工作12小时；他们不能在凌晨6点之前工作，而他们上床睡觉的时间不能晚于凌晨2点；在星期天，他们还要接受一个小时的基督教教育。如果违反规定，工厂只需缴付很轻的罚款，因为这些法律往往形同虚设。之后，又有许多相关的报道和丑闻，又出台了多部法律。狄更斯和他的小说家朋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他们的书中非常关注工厂的情况，富有开拓精神的记者像探索陌生的丛林那样探索北方的城市——对于南方的中产阶级来说，那里或许就是丛林。

工业化也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英国政治。在1811年到1816年间的诺丁汉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旧式工匠和在村社里用手摇纺织机进行纺织的织布工制造了一场针对新式机械化工厂的暴力活动，因为后者破坏了他们的生计。人们用一个虚构出来的生活在森林地区的自由战士——卢德王——为这场战斗命名。“卢德分子”破坏机器，袭击工厂主和地方官员。在晚上，他们会在工业城市的周边地区活动，这是他们惯用的策略。最后，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许多人被处死，或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830年，肯特郡的农业工人发动了“施荣暴动”。这场暴动针对的是另一项剥夺人们工作机会的新技术——机械化的脱粒机。

1834年，英国出台了《新济贫法》。按照这项法律的规定，残酷的济贫院取代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教区救济制度。济贫院是要将最贫穷的人挤出农村地区，强迫他们到城镇中工作，故意让他们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居住的济贫院是像监狱一样的建筑，实行男女分离制。结果，在布拉德福德、奥尔德姆、哈德斯菲尔德等城市爆发了暴力示威。1834年又出现了“托尔普德尔蒙难者”。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6名来自多塞特郡的农业工人组建了一个工会，结果他们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个事件引起了公愤，由公愤引发的反抗活动为工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许多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的人来说——从德国企业家恩格斯到法国艺术家古斯塔夫·多雷——他们一方面惊讶于英国生产商品时使用的新方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工业化之前，英国政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一边是以地主和贵族为代表的旧式精英，另一边则是城市商人、神职人员和新式企业家。但现在，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从1780年到1830年，英格兰的人口翻了一番。工业产值跃升了3倍。许多新增财富主要来自城镇地区，因此政府不得不保护工厂主的财产权，派兵镇压工人示威，法律和政治制度也要反映新兴富人阶层和权力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英国下议院的议员都是由各个选区选举产生的，其中半数选区的起源都已经无从知晓了。在这些选区中，有一些小的“有名无实的选区”，这种小选区与工业城市的发展非常不相称。为了保护农民和地主的利益，英国通过了《谷物法》。根据这项最重要的关税制度，英国可以向进口食物课税。结果，面包的价格被人为抬高。在进行这项荒诞改革的时候，种种失衡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英国与法国及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同盟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使粮食问题变得愈发严峻。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英国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但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的发展速度。因此，在18世纪90年代晚期，英国停止向外国出口谷物。在拿破仑时代，“粮食安全”是英国关心的主要问题，即便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提高关税可以起到保护、促进国内粮食生产的作用，但高关税也打击了进口，而对于工业化来说，进口又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自由贸易和文明发展被说得天花乱坠，但英国南方的农业和英国北方的工业却在进行一场真正的较量。1846年，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以牺牲首相职位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这说明北方的工业成了最后的胜利者。那时，政治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1832年的《改革法案》撤销了最荒废的城市选区，公民权增加了大约60%。但比较贫困的公民仍然并未获得选举权，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对民主的要求。在19世纪晚期的政治进程中，政府一直面临着改革的压力。政府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而且像伯明翰这样的城市获得了瓦特和博尔顿在世时从未有过的政治影响力。

英国的社会基础由原先的地主阶层、古代的城市行会和获得特许状的商业公司转变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尽管关于宗教的争论仍然很重要，但随着工会的发展和政治改革者（例如那些要求获得新权利的民主人士）的活跃，宗教上的分歧还是逐渐让位给了阶级斗争。英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胜出。在打败了外国的竞争对手之后，英国开始将自由贸易奉为国策。对于希望赶上英国的其他国家来说，这或许有些不太公平，因为这些国家也需要一段时间保护本国工业。自由贸易使英国的伪善、技术和努力工作闻名于世。

很明显，亚当·斯密的乐观理论和他奉行自由贸易主义的追随者都在淡化战争的作用。但事实上，英国许多早期技术都与它强大的舰队有关（想想瓦特的父亲、航海仪器和那些威力惊人的臼炮）。英国军队在印度、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取得的胜利为刚刚兴起的消费经济提供了动力。英国最先开始了工业化，但如果不是被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耽误了至关重要的几十年，法国或许会缩小同英国这个老对手之间的差距。（煤气灯很重要，因为它使早期的工业化城市变得更安全，也使白天的时间得以延长。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大量积累下来的无用的步枪枪管被用于制造煤气管道，这成为煤气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以下两个国家也开始用工业化保护本国工业，并以此来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强国，美国拥有巨大的发展优势。美利坚是个年轻的民族。美国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可以用于运输的长河，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开明的新式政治体制，它鼓励人们挑战欧洲的正统地位。德意志有着不同的发展优势。在拿破仑推翻神圣罗马帝国之后，讲日耳曼语的民族仍然归属于大约300个相互独立的大国、小国、微型国家、自由城市和星罗棋布的地方政权。但那里有可观的煤铁储量，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的金属加工业，普鲁士还出现了一位正在崛起的民族领袖。普鲁士将其他日耳曼邦国拉入关税同盟。这个同盟鼓励自由贸易，并开始着手统一千差万别的度量系统、货币和相关法律。在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兰西之后，普鲁士领导了德意志统一。统一之后，这个国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继续发展。

很明显，工业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的政治秩序。但欧洲大部分地区却控制在奥匈帝国保守的哈布斯堡家族、较小一些的君主国，以及充当欧洲警察的俄国沙皇手中。在政治自由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会走向繁荣。而在19世纪，建立政治自由国家的努力还主要局限在欧洲内部。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在齐头并进。人们认为，意大利需要成为一个现代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这样它才能融入现代世界。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意大利走向了统一。在统一过程中，意大利人与奥地利占领者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推翻了始建于中世纪的君主制国家，如两西西里王国和摩德纳公国；此外还挑战了罗马教皇奉行的保守主义。（事实上，专制君主的统治也不一定都坏。例如，以那不勒斯为核心的两西西里王国有许多高效的造船公司和铁路修建公司。）

说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没有哪个地方比法国更紧张。查理十世将后拿破仑时代的君主政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保守政治。1830年7月，查理十世被一场起义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路易·菲利普，他被称为“资产阶级君主”。但法国在公民权方面要远远落后于英国，于是法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对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这场变革的推动者很可能是更加贫穷而愤怒的老百姓，他们自己也很惧怕这些人。农业歉收和普遍存在的饥饿激起了一连串的起义，这些起义像涟漪一样逐渐在欧洲散开，这使1848年成了“起义年”。波兰、整个哈布斯堡帝国，以及像丹麦、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小国都爆发了起义。在法国，古老的君主政体最终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4年之后，路易-波拿巴将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相当普遍。大多数起义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人使政治获得明显发展。这场革命最重要的副产品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伟大的政治新思想——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来自一个富有的莱茵兰家庭。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位有革命精神的哲学家，最后他在英国找到了安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他的研究伙伴，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马克思坚持完全的唯物史观。按照这种观点，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富有私产者同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之间存在斗争，两者之间的斗争最终会将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将获得他们生产出来的全部价值，国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是议会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都将会从世界上消失。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向正在起义的德国工人描述了一幅既严酷又令人兴奋的画面。从1867年到1894年，他又完成了一部鸿篇巨制《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他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他心中的科学真理。20世纪的各国革命者将《资本论》奉为经典。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革命应该首先爆发在相对发达的德意志或不列颠，而不是相当落后的俄罗斯。马克思的著作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广为流传。但在那个时候，与社会党提倡的议会政治相比——这种议会政治带有些许基督教色彩，且更加温和——马克思的著作还是仅限于先进知识分子阅读的“小众读物”。马克思的分析缺乏传统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的精细，但他却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伪善背后的残酷竞争。他对未来的预测是否能够成真还有待观察，但他对19世纪中叶世界状况的描述却非常准确。

美国和德国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英国最先发展出来的。他们盗用专利，仿造机器，盘问英国工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学院。这很难避免，因为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好主意是隐藏不住的。不管怎样，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所取得的关键性突破本身也是来自海外——早期的蒸汽机来自法国；湿法纺织亚麻、提花机和四田轮作制则是来自荷兰。1945年后，日本学习了很多外国技术。现在，中国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学习。有一天，如果运气好的话，非洲人也会去中国取经。与创造一项新技术相比，学习技术要快得多。

在早期，美国和德国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是铁路（尽管这两个国家也学习英国开凿新运河）。对于英国来说，1830年意味着铁路系统已经相当成熟。但对于美国来说，1830年时铁路才刚刚开通。到了19世纪60年代，美国拥有将近3万英里的铁路。1870年，铁路的总里程达到了5万英里。相比较而言，从1830年到1850年，也就是“铁路热”达到顶点的时候，英国才修了6000英里铁路。1875年，德国在铁路里程上也赶上了英国。与此同时，钢铁业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美国和德国很快就转向了它们自己创造的新技术：从电报到更加先进的化工产品和蒸汽机。在这两个国家中，工业化促进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铁路使美国结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国家。英国修建铁路靠的是私人资本和劳动力，所以修建方经常与阻挠开通新线路的政客做斗争；而美国不同，政府会提供贷款，聘用军队里的工程师协助修建铁路。在德国，第一条铁路是用于联结工业城市的。德意志的统一使铁路在新国家的整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资本家—实业家理论强调开放性和自由市场。这种理论认为，贸易越多，国家间的冲突就越少。事实上，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美国出现了卡特尔、贿赂丑闻、政治腐败、残忍地镇压工人组织，以及禁止某一特定族群成为产业工人，如中国人；此外，还有些人排斥爱尔兰人。早期的作家对资本主义充满了希望和期许，但工业化是一个更加暴力、更加邪恶的过程。这个理论本身很好，但开始的时候，它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英国的单一经验（毫无疑问，英国是人类生活重大变革的发源地）。因此，该理论在其他地区可能会完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