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及其敌人

下一个主宰欧洲的主要观念是集权化和现代化的君主制——“专制主义”。这是一种相当乏味的观念，装饰了许多宝石和丑闻。半数的欧洲都城中仍保有宫殿、拱门，以及为统治这个国家的专制主义王朝竖立的其他纪念物。在西方历史上，许多最有异国色彩的重要人物都是这一时期的专制主义君主，如沙俄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彼得大帝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地方特权、公民权、征税、各种传统，以及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各种特许权引发了社会动荡。“专制主义”的最大野心就是以国王的名义结束混乱局面，由国王替代一个效率高、组织严的中央机构。国王可以修缮道路，挖掘运河，为常备军征税，为所有臣民制定可靠的法律。“国家？朕即国家。”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如是说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各省的贵族地主和神职人员都拥有古老的半自治权。路易十四和效仿他的统治者们努力破坏这种自治权的基础，他们修建了令人着迷的宫殿，用来震撼、恫吓和诱惑地方诸侯。他们在许多方面为即将形成的民族国家打下了基础。除法国外，还有两个家族是最独断专行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是沙俄的罗曼诺夫家族，他们营建了新首都圣彼得堡，将自己塑造成西方统治者的典范；另一个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稍后会介绍。但在那个时代，波旁家族（路易十四所属的家族）的最大竞争对手是哈布斯堡家族，后者的管辖范围更大，而且控制着西班牙。

这个高贵的家族是联姻的产物，而不是领地合并的产物。哈布斯堡家族起源于瑞士。中世纪时，他们的权力扩展到了德意志中部地区，成为奥地利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与卢森堡人、亚盖洛王朝始终保持竞争关系。但很幸运，哈布斯堡家族最终吞并了勃艮第、低地国家和中欧的部分地区，这小部分要归功于战争，大部分要归功于联姻。总之，在1438年之后的大约300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皇帝都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他们都想成为德意志的恺撒。在15世纪末，他们获得了西班牙和匈牙利的土地，并将势力拓展到意大利。哈布斯堡家族成为除教皇之外欧洲最重要的权力来源。

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并不是成熟的专制主义。这个家族源于中世纪混乱的家族政治，从未提出过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理论。在帝国的大本营，如马德里的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和之后兴建的位于维也纳的华丽宫殿，统治者既无法榨取日耳曼人、西班牙人或荷兰人的财富，也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而波旁家族在法国人身上做到了这一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线太多，领地也太多，因此未能形成建立单一帝国的观念。16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支成为西班牙国王，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美洲帝国，并控制了尼德兰；另一支控制了奥匈帝国，将势力扩展到东欧。

结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从未统一：新西班牙的统治权与荷兰的统治权基本没有关联。在德意志地区，来自各个城市和邦国的“选帝侯”和王公会选出皇帝。相比之下，在面临奥斯曼土耳其挑战的匈牙利，皇帝的角色更重要一些。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是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的混合物，其财政状况非常不稳定。而且，这个家族在遗传上还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家族内部无休止的联姻有助于保护财产，但却触犯了近亲结婚的禁忌。结果，家族中出现了许多夭折的儿童，以及畸形和无能的成年人。在后期，勇敢的宫廷画师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生理缺陷：突出的眼球、巨大的下颚，以及突出的嘴唇。

家族中最糟糕的一位君主是西班牙的查理二世。他不停地流着口水，相信自己被魔鬼附体，无法咀嚼，喜欢看亲戚被挖出来的尸体。另外，他还无法生育——这或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1700年，查理二世去世，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分支绝嗣，这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紧接着，到了1740年，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也绝嗣，这又引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表明，直到18世纪，王朝政治依然很脆弱。事实上，尽管这两场战争与西班牙或奥地利有关，但它们与欧洲最有活力、最有扩张性的专制主义关系更大——这就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制。

波旁王朝的祖先是卡佩王朝的王室成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巴黎。他们起家于纳瓦拉（笼统地讲，纳瓦拉位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也就是今天的巴斯克地区）。在法国宗教战争中，波旁家族站在信仰新教的胡格诺派教徒一边。这场战争于1598年结束。第一位出身波旁家族的法国国王是亨利四世，他改宗了天主教，据说他曾说过“巴黎值得一个弥撒”，但之后便遇刺身亡。波旁专制主义的真正建立者是枢机主教黎塞留。从1624年开始的20年里，他一直是法国首相。黎塞留曾是一名士兵，后来进入教会，他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族利益。后来，他在险象环生的宫廷斗争中步步高升，逐渐获得权力。在成为国王的重要助手和大臣之前，他已经控制住了年轻的路易十三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

黎塞留准备在法国建立统一、强势的政权。要实现这个目的，他需要做到两点：对内击败所有的反对派——他利用贵族的势力镇压了胡格诺派教徒；对外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以抗衡哈布斯堡家族。

黎塞留参与的“三十年战争”原本是一场宗教战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斗重创了德意志地区。但后来，这场战争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场关于法国应在欧洲扮演何种角色的战争。控制着西班牙和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似乎已经将法国包围起来。而且，这个野心勃勃的家族希望教皇能承认他们是全欧洲的君主。因此，抑制哈布斯堡家庭直至其完全衰落的任务就落到了法国的身上，这使刚刚统一的法国获得了欧洲强国的地位。黎塞留死后，出生于意大利的枢机主教马萨林接替黎塞留成为法国首相。至此，一条使法国迅速崛起的发展之路已经清晰地呈现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眼前。

路易十四1643年登基，1715年驾崩，在位时间长达惊人的72年。但在马萨林去世后，也就是1661年之后，他才在法国建立个人统治。在这一时期，法国开始向南、向东和向北扩张。黎塞留建立了一套新的税收官体系，将权力集中到宫廷，推动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从开凿运河到挂毯纺织业。在黎塞留和马萨林主政时期，为了保卫新法兰西，法国修建了许多堡垒。法国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北美洲缔造一个法兰西帝国。亲自统治法国之后，路易十四延续了打击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决心成为一个能够支配欧洲的国王。他的宫廷使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都感到震惊。那里会举办各种繁复的公共仪式和奢华的娱乐活动，还有各种令人汗颜的小道消息。

很快，信仰各种宗教教派的国家都出现了专制主义君主——信仰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德意志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以及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众所周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民主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但腓特烈三世统治时期的丹麦—挪威联合王国（17世纪60年代）和查理十一世统治时期的瑞典（他的个人统治始于1672年）都出现了专制主义的早期形式，颇具侵略性。长久以来，这些国家都有强势的君主、不称职或四分五裂的议会，还经常参与血腥的战争。这些国家都存在集权的趋势，掌握大权的统治者往往是军队的实际领导者。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是瑞典最著名的国王。经过他的东征西讨，瑞典看上去比俄罗斯或普鲁士更有可能成为欧洲北方的大国。1682年，彼得大帝成为俄国沙皇，他的统治持续了43年。彼得大帝将中央集权、反封建的现代化和法国倡导的理性主义融为一体，为俄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路易十四来说，要想修建额外的要塞，供养更多的军队，就需要增税。在爆发第二波骚乱——即福隆德运动（“福隆德”是指儿童使用的一种投石器，人们用这种投石器攻击富人的房子）——之后，1649年的巴黎已经走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边缘。由使用滑膛枪的士兵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阵、火炮和要塞是军事系统的基础。要维持这样的军事系统就需要一个集权化的税收机构。但在对城镇和乡村进行巧取豪夺的同时，还要确保不致激起民变。征税、推行法律、通过使用羽毛笔的文官和马背上的信使维持社会秩序，这些都很难运转良好。凡尔赛、圣彼得堡或波茨坦的石质宫殿承载着专制君主们的梦想，他们幻想自己的命令可以传达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农场、森林和泥泞的小路。当然，欧洲许多地区都是由各种领地拼合而成的，并不受英君明主们的有效统治。这些君主相互攻伐，在永无休止的战争中兴起或衰落。

君权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坏消息很快就从英国传来了。在17世纪，英国突然滑向了内战和弑君的乱局，在某些时期似乎与欧洲的专制主义时代绝缘了。事实上，这些北方的岛屿已经深陷欧洲大陆的紧张与困境不能自拔。英国改朝换代，苏格兰王室的詹姆斯继承了英格兰王位，他以痛恨烟草的形象为我们熟知。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斯图亚特家族也起源于中世纪，其家族地位在当时并不显赫。在14世纪崛起之后，斯图亚特家族为他们的小国家贡献了9位君主，其中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在伦敦掌权后，斯图亚特家族就陷入了与欧陆诸强相互斗争的旋涡。他们同时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结盟，并出兵干涉欧洲大陆的战争，但影响力不大。

想要成为专制主义君主又无法获得战争所需的资金会有什么后果？斯图亚特王朝给出了答案。查理一世没有黎塞留那样的能臣辅佐，他的宠臣既缺乏才干，又没有远见。与路易十四的“三级会议”不同，查理一世的英国议会绝不甘于寂寞。他的私人税收体制不是以专业的收税人网络为基础，而是基于中世纪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大半已被遗忘，还招致各地的反对。在法国，国王通过镇压新教徒就可以终结国内的宗教战争。但是，这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绝对行不通。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失败产生了意外的后果，它不但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历史进程，也波及欧洲和美洲的历史进程。因为，英国历史的波折彰显了一条构建新型政府的道路。

在查理一世的出生地苏格兰，长老会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其目的是要由教会“长老”领导的自治教区取代由主教领导的天主教会。在查理的父亲詹姆斯统治时期，古老的英格兰议会变得越来越激进。议会不但否决了国王的征税建议，而且对查理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也颇为不满。英格兰古老的“权利”传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民间记忆。如今，这种半神话性质的“权利”传统又被激活，以对抗君主的暴政。1629年，查理一世迫使议会休会。在此后的11年时间里，他只通过大臣们进行统治。但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征税体制，查理一世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此外，在宗教问题上，他还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对任何国王而言，这都是羞耻。

从1638年到1639年，在《国民誓约》的引领下，苏格兰人发动了起义，反对查理一世的各种政策。面对愤怒的臣民，查理一世束手无策。为了筹集军费，1640年查理一世重新召开英格兰议会。但议员们对国王深怀敌意，坚决要求恢复权利。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不久之后，苏格兰再次爆发起义，起义军攻入了英格兰北部。由于被自己的臣民击败，同时还要面对爱尔兰爆发的另一场起义，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与英格兰议会合作。

此时，议会决心进行整治改革。下议院坚称，未来只有议员——而非国王——才有权力解散议会。国王大权旁落，颜面尽失。在抓捕议员领袖未果后，查理一世从首都出逃，伦敦沦为敌人控制的地区。1642年的夏天，查理一世在诺丁汉起兵，向议会党人发动进攻，英国内战由此爆发。

经过三年的战争，查理的军队彻底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击败。后者无论是在训练上，还是指挥上，都要优于国王的军队。经过短暂的停火，双方再次爆发战争。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战役，议会军队大获全胜。多方势力卷入其中，包括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英格兰贵族、城镇武装、日益职业化的克伦威尔军团，以及英格兰的志愿军。尽管遭到与查理一世有血缘关系的多位欧洲君主的反对，但他还是在1649年接受审判，被送上断头台。在同一年，路易十四正面对“福隆德运动”。与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一样，查理也相信“君权神授”。但是，结局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君权神授”或现代专制主义应有的样子。

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在倒退回由克伦威尔掌权的半君主制政体之前，共和国政府在几年时间里展现了一定的施政能力。他们重建了强大的海军，恢复了国内秩序。护国公的“圆颅党人”军队加入了有关民主和土地改革的讨论，其观念的激进超出了克伦威尔本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地主和将军这些共和国核心人物的想象。革命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占有并开垦私人土地，建立了理想化的社团，他们称自己为“掘土派”。掘土派建议，在政治革命之后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这些主张已经远远超出军政府——在克伦威尔解散议会后，这个称呼可谓名副其实——的容忍度，激进派随后遭到镇压。

这场乐观主义的革命充盈着希望和激进主义，却以军事独裁收场，它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场这样的革命。克伦威尔的政府同时失去了激进分子和许多中间民众的支持，因为中间民众感觉他们的自由遭到了剥夺，情况甚至比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还要糟糕。清教徒颁布法令废除了包括圣诞节在内的传统节日，取消了包括戏剧在内的大众娱乐活动，以取悦于信仰虔诚的人，却得罪了其余的人。在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曾想继承权力，英国暂时出现了权力真空期。国王军队请回了查理一世在荷兰流亡的儿子查理二世，向伦敦进军，共和国寿终正寝。新国王明智地只是严惩了弑君者，并没有扩大打击面。英国的政治生活似乎重回欧洲的政治模式。其实不然，议会不会真的束手待毙。查理二世意识到，他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不屑去做的事情。他的宫殿规模适中，挤在伦敦的街道和河流之间。宫中常常挤满了请愿人和懒汉，查理二世会定期召见他们。这与路易十四的光荣孤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经常住在凡尔赛，而不是巴黎。

在欧洲大陆，人们把英国革命视为怪异的失序，认为是由“混血”的宗教和软弱无力的王朝共同导致的奇怪氛围造成的。自信满满的马萨林和路易十四认为伦敦的斯图亚特王朝已无可救药。他们已准备与克伦威尔的共和国讨论协议内容。一俟达成协议，马萨林和路易十四就会撤销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支持。克伦威尔的军政府让英国的许多激进分子彻底失望。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们都移居到美洲殖民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专属志同道合者的“纯洁”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信仰虔诚的自由农民。

但是，英国革命尚未结束。权力不受约束的英国君主制仅仅在斯图亚特王朝下一位无能的君主手中就永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