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美生与浙江大学

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最近，王天骏先生寄来了他的新著：《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书以其祖父王琎日记中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诗词）为线索，回顾了庚款留美的历史、庚款学生成长的道路、他们的海外生活和他们人生奋斗的心路历程。该书也通过对包括王琎在内的47位第一批留学生共性的归纳和个性的分析，厘清了前期庚款留美历史的来龙去脉，叙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一书，让笔者了解了一百多年前庚款留美学生的珍贵史料，激发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整理出对浙江大学有贡献的前三批庚款留美生的杰出事迹。现将初稿刊出，恳请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1909年，清廷在清华学堂设置了游美学务处，目的是“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遴选庚款生直接赴美留学，三批共180人。其中梅贻琦（月涵，1889—1962）、竺可桢（藕舫，1890—1974）、胡适（适之，1891—1962）、赵元任（宣仲，1892—1982）、王琎（季梁，1988—1966）、胡刚复（1892—1966）、姜立夫（1890—1978）、梅光迪（迪生，1890—1945）等日后成为中国较为著名的学术大师。

庚款第一批留学生梅贻琦曾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第二批留学生竺可桢也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浙江大学的创建与竺可桢掌校

国立浙江大学成立于1928年，是由浙江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和新组建的文理学院组成。最早一批学成回国的庚款生中，王琎、易鼎新（修吟，1887—1953）、徐佩璜（君陶，1888—1973）、张准（子高，1886—1976）、程延庆（伯商，1889—1968）都曾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或浙江大学新建文理学院任教，其中程延庆担任了文理学院化学系首任主任。他们为浙江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民政府委任庚款第二批留学生，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倡导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理念引入浙江大学，确立“求是”校训，聘请三十多位著名教授、学者前来浙江大学任教，其中就有庚款生胡刚复、王琎、梅光迪、路季讷、易鼎新等。他们志同道合，在美求学时与竺可桢一样勤奋好学，回国后逐渐成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中坚力量，或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的重要职务。在竺可桢的号召下，他们汇聚浙江大学，将浙江大学改变为当时中国高校的重镇之一。竺可桢掌校十三年，使浙江大学由一地方性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发展到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共二十七个学系，副教授以上教师从七十人增至二百余人，学生数由七百余名增至近二千名，其物理、农学、数学、化工等专业在国内名列前茅。

胡刚复：专精兼谋博通，求知更重修养

庚款第一批留学生胡刚复是竺可桢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同学。在美国留学八年之后，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到祖国，曾担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并且亲自创建了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理学院，担任院长，是吴有训（1897—1977）、严济慈（1900—1996）、赵忠尧（1902—1998）、施汝为（1901—1983）、钱临照（1906—1999）、余瑞璜（1906—1997）的老师。竺可桢决定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立刻力邀胡刚复同去浙江大学。当时，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竺可桢多次前往医院说服刚刚神志清醒的老同学。

竺可桢认为：大学生在校学习，不能仅限于本专业知识，应该扩大视野，涉猎其他。他把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集会变成了讲坛，由他自己和教授们做形势、责任、为学、做人等方面的报告。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积极响应，于1937年2月，给学生做《大学教育》演讲，指出“大学目标有二，专精兼谋博通，求知更重修养”。他强调说：“若仅积累知识，而无高尚品格，往往非但不能济其为善，且能济为恶，所以仅灌输知识，不能视为全部教育。……以专精的精神、求真的态度，对学问既精益求精，对品格亦能日磨月励，抵于至善。”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浙江大学西迁时，胡刚复向全校师生做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他还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高等物理学”，以加深各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他们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1937年5月24日，国际著名学者、丹麦物理学家N．波尔（1885—1962）应竺可桢校长和胡刚复院长邀请，光临浙江大学演讲原子核。竺校长主持了在文理学院新教学楼三楼大教室的演讲仪式，胡院长用十五分钟时间，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位物理学泰斗。波尔的演讲达到了妙不可言的效果，浙江省广播电台对此做了现场直播。浙江大学学生大饱耳福，深深感到：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1937年11月，浙江大学开始西迁。当时，浙江大学不设副校长，迁校这样的系统工程，单凭竺可桢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不少教授、学者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为竺校长分忧，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更是一马当先，使浙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得以维护和发展。他以科学家严谨踏实的作风、出类拔萃的办事能力，成为竺可桢校长的得力助手，确保了迁校不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被师生们称为西迁办学的“总参谋长”。

胡刚复于1966年2月19日在天津病逝，老友竺可桢深感悲痛。一年后的一天，胡刚复的学生吴有训告诉竺可桢：胡刚复1918年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是原子核外围电子K-L环跳跃时所发的能量，那在当时是新的东西，之后，被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de Broglie）接手，继续研究。为此，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我和刚复数十年朋友，但到他去年逝世，也不知道他所做博士论文的意义，惭愧之至。可惜那时国内在半殖民地状况下，刚复一回来就埋没了。”

王琎：竺可桢校长的好助手

王琎是庚款第一批留学生，在美国里海大学获化学学士和化学工程师后回国，1915—1927年，先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东南大学教授，也曾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任教。他在东南大学创建了理学院和化学系，在浙江工专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1928年，蔡元培（孑民，1868—1940）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34年，他再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两年后获化学硕士学位。

1936年，王琎回国后，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叔永，1886—1961）之聘，任该校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然而，竺可桢爱才，成功地说服了好友任鸿隽，将王琎调入浙江大学。王琎也很乐意接受竺可桢之聘，于次年重返杭州。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师生西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王琎为浙江大学创立了师范学院，为培养我国优秀中学教师做出了贡献。1941年，他被遴选为教育部第一批部聘教授。

20世纪20年代起，王琎开始了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性论文。1923年撰写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论著，通过对我国不同年代的古钱的化学分析，寻找到判断五铢钱年代的实验依据，这是我国化学史研究中的开创成果。他在化学史领域的研究结论引起了科学史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1900—1995）的关注。1944年10月，李约瑟应邀访问浙江大学。竺可桢将王琎及1908年官费留英生钱宝琮（琢如，1892—1974）介绍给李约瑟。24日晚，李约瑟在湄潭做《中西科学史之比较》演讲。之后，王琎介绍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他认为：在《前汉书》中就有记载，魏伯阳之《参同契》、葛洪《抱朴子》及六朝梁陶弘景，皆为著名人物。所用的术语等，与阿拉伯、西欧全同。1992年，李约瑟研究所前任所长何炳郁代表李约瑟到浙江大学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东道主的一次欢迎宴会上，何炳郁对浙江省领导及王琎之子王启东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王琎还担任过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代理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一直是竺校长的好助手。在此，笔者特别要提一下1948年6月间，发生在浙江大学学生中间的《生活壁报》事件。当时，竺校长了解到“一些学生不按校规搞政治，搞教授，严重触犯了‘教授治校’的底线”。面对着事件的不断升级，竺校长严正警告闹事学生：“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议为依归，学生壁报以及一切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有所冲突即须修改。至于每个学生在校之自由，学校必须予以保护。”学生自治会仍不听劝阻，坚持要从12日起罢课、绝食，并在校内游行、静坐，致使竺可桢于6月12日愤而离校去了南京。在宁期间，竺校长于6月15日致函代理校长王琎：“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而历届学生自治会，不了解此种精神，擅自主张学生有遵守自治会章则之义务，而无奉守校规及校务会议议决案之义务。此点不明白纠正，浙大将永无宁日……”王琎马上将信刊载于6月19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并要求学生会出面制止闹事行为。最终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去南京请竺校长返校，表态“自治会愿停止壁报工作，俟下学期再说”。由于竺可桢和王琎的共同努力，事态平息，浙江大学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梅光迪：通才教育的执行者

梅光迪于1911年考取官费（第三批庚款）留学，进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13年派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后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攻读西洋文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承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继攻西洋文学，毕业时获文学博士学位。

梅光迪学成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6年夏，他应竺可桢之聘，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在抗日烽火点燃前夕，出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1939年改任文学院院长），主编《国立浙江大学季刊》。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后，作为文学院长的梅光迪“常以达最高标准、尽力工作为诫”，注重通才教育，提倡人文修养，注意理智之训练，重视学以致用。经竺校长同意，梅光迪在浙江大学继续发扬“学衡”精神（1922年1月，梅光迪与刘伯明等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规定：一年级学生都要必修古文一年，从远古到明清，按顺序选读。文、师两院学生还要求加读一年历代文选，其目的要学生能够读懂古文。此外，对一年级学生要必修一年英文，对文、师两院学生更需多读一年英文。目的是要让浙江大学学生既要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又能了解西方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使浙江大学能够培养出既不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又能与时代相适应的高标准有用之才。

1945年12月，梅光迪在贵阳医院病逝，年仅55岁。学人逝世，学界震恸。1946年1月27日，浙江大学为梅光迪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竺可桢代表浙江大学全体同人宣读祭文，称“先生之学，中西综贯，真识所照，明霞天牢，既长文院，七载殷勤，劬心瘁力，卒殒其身，遗德在人，教泽弥尔，浙水黔山，同垂不朽”。当天，竺可桢又写下挽联，哀悼这位绵延36年交谊的亡友：

李杜文章，陶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

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俦。

20世纪40年代发行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依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它的出版得益于院长梅光迪的支持与协助。虽然他生前没有在此刊物上发文，但其对于中西文化之见解和抱负，与杂志有相当的契合。杂志特别出版了《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发表了梅光迪的遗著《卡莱尔与中国》，介绍了梅光迪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1947年年底，竺可桢还致函给同为庚款第二批同学的胡适：“在杭迪生生前友好拟为迪生出一专刊。以迪生为吾兄久年知交，且以吾兄望重儒林，极望吾兄能赐寄一文，籍资纪念。”

路季讷：龙泉分校主任

因为抗战，交通不便，江浙一带学生入学困难，为此，浙江大学决定于1939年在浙西的龙泉开办分校，但只设一、二年级，两年后转到贵州总校继续学业。根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初期办学比较艰难，且校内教授与管理层的矛盾一时无法化解。竺校长便想起自己庚款留美时的好友——路季讷。正在上海大新化学厂任厂长的路季讷接到竺可桢从贵州打来的电报，便立刻赶赴龙泉，担任分校化学课教授。1943年，郑晓沧（宗海，1892—1979）调回贵州总校，竺校长委任路季讷继任龙泉分校主任。1945年日军投降，路季讷奉竺校长之命，带领分校人员先期回到杭州，接受校产（包括报国寺、蒲场巷、哈同花园、华家池及临平、湘湖等校舍）。之后，路季讷被任命为杭州校本部主任，在总校未复员前处理学校的一切事务。路季讷还请他留美时的好友马寅初（1882—1982）来浙大做报告，大受学生们的欢迎。

路季讷（敏行，1889—1984）出生于浙江东阳，1905年就读于常州溪山小学，与第二批庚款生赵元任同学。1908年，他与第二批庚款生过探先（1886—1929）一同考入苏州英文专修馆。1910年，路季讷获得庚款留美学习资格，成绩排名前于竺可桢，更前于胡适。1916年学成归国，即在位于苏州的江苏省第二工业学校任教，直至1921年。之后一直在南京教书，在上海从事实业，同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社务工作，一度成为科学社的总干事。1928年，他成为中国科学社南京图书馆馆长，之后为科学社位于上海的明复图书馆馆长。1930年起，任《科学》杂志常任编辑，协助王琎编辑《科学》杂志。华罗庚（1910—1985）的著名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就是在那个时期刊载的。

易鼎新的浙江大学情缘

同为庚款第二批留学生的易鼎新在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机工程学科学硕士学位后，于1915年与王琎同船回国。1927年春，因北伐战事，湖南大学一度停办，他应聘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在该校任教务主任。1944年8月至1946年7月，易鼎新接受了老同学竺可桢的聘请，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校本部任机械系主任。浙江大学1946年秋复员东归时，易鼎新赋诗祝贺浙江大学校庆和竺可桢掌校十年：

春风吹暖到山城，郁李繁桃次第荣。

立达功能参造化，新兴士气仰陶成。

千年道统斯堪托，十载贤劳孰与伦。

马首欲东人意快，弦歌又共浙潮鸣。

1945年2月24日，王琎赋《和易修吟先生岁謩怀人》诗一首，抒发了对其三十多年同学、同事的深厚情谊：

一窗风雪话炉边，岁暮登楼忆仲宣；

瀛海同舟犹昨日，播州避地又经年。

耐寒松节称同调，逐浪萍踪有定源；

老骥莫惭千里志，归帆相约醉吴天。

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原浙江大学校长，已90多岁高龄的杨士林先生于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1941年起一直任教于浙江大学，他的不少老师和同事就是庚款生。杨老对《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一书予以了高度评价，称书中提到的许多庚款生都是当年他所熟悉的前辈，感叹如今我们的社会再也没有培养出像早期庚款留学生那样具有中西兼学素质的人才了。

杨老的话意味深长，正是由于以竺可桢为代表的前三批，以及之后的钱天鹤（1893—1972）、梁庆椿（1904—）、张荫麟（1905—1942）等庚款留美生二十多年的历尽艰辛、呕心沥血，才使近七十年前的浙江大学能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赞誉为“东方剑桥”。今天，我们后辈人在对那些庚款生深表敬意的同时，期盼着如今的浙江大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大批像当年庚款生那样的中西兼学的优秀人才！

2012年9月23日

草于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