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实，金融也是现代人的“血液”。于是，人有了两种血液：一种是供养肌体生长的“生物血液”，另一种是促进人发展的“金融血液”。不同资金密集型的事物往往需要不同的“金融血液”，现代教育作为一种资金密集型的事物也需要独特的“金融血液”类型与之对应。

不过，教育理念不同的人，对教育资金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将教育看成是一种消费行为，有的人则将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行为。这两种行为都可以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行事，这里“入”为收益，“出”则为教育资金的支出。但两种“量入为出”的含义大不相同，大有玄机。前者的“入”指当期的收入，这类人根据家庭或者个人收入决定教育支出；后者的“入”则既包括当期的收入，也包括教育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的折现，其教育投入的原则是成本与收益的净现值最大化。

比如存在三种教育选择：一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读大学，不管将来的收益与现在成本之间的大小关系，而将教育完全当作一种享受或者爱好；二是在本地区读大学，可能教育成本要多花5万元人民币，但教育收益有了6万元人民币的增加；三是去发达国家自费读一个大学，成本要增加100万元人民币（共105万元人民币成本），但每一年多赚14万元人民币（共20万元收益）。在获取这三种机会的难度相同、融资可得性相同的情况下，你究竟要选择哪一种机会？

我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际化导致全球就业机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应当会有不少人选择第三种机会。原因很简单，第三种机会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因为越是复杂的和先进的教育，其垄断性就越强，创新性就越强，生产力就越高。当然事实上，这三种机会对资金的需求差异很大，105万元人民币不是一个小数目，一般家庭需要筹资才能上得起学。问题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筹到钱。

事实上，传统的筹资模式连一般的资金需求都难以满足，更别说这么大的数目。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社会捐赠具有非强制性，因而在额度、时间和可持续性上具有不稳定性；政府对学生的转移支付具有间接性，其额度也是有限的，即便是总额至今也没有达到GDP的4%；教育贷款则由于学生作为贷款对象的强风险特征而降低了银行的自愿供给的动力，即便是加入了政府、学校、家庭主体的助学贷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贷款风险，但违约率依然居高不下，这严重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家庭支付渠道则随着核心家庭模式的普遍化、劳动力区域流动性的增强、计划经济国家市场理念的渗入等原因，其资金的稳定性、转移支付性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然而，另一方面教育周期、教育复杂性、教育的竞争性投入却在不断加强。所以，现代教育的资金可得性相对而言在逐步下降。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适合于学生的融资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模式之间关系的内在规律为我们提供了启发。成熟企业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这同工作者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是相同的道理。创业企业则由于其风险较大同时缺乏抵押品而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与此相类似，学生由于其成才风险较大同时也缺乏抵押物，也面临相同的融资困境。为了突破融资困境，一种将企业资金供求双方“捆绑起来”的具有“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融资合约被创造出来。这种模式是否也适合于处于人力资本积累期的学生呢？我们在现实中发现了自然人融资者采用分成制合约的例子，农业租佃制度、星探公司的运作模式等都是供资方与“自然人受资方”之间通过分成制这一股性合约纽带成功联系起来的融资模式，我们将从中抽象出分成制这一创新元素，将其“植入”学生的融资之中。只不过我们不是在“种庄稼”，而是在“育人”，我们“探”的不是体育、影视等“特殊人才之星”，而是“一般人才之星”。

我自己就有过强烈的“被探”的渴望，然而对自然人进行投资毕竟是一种新理念，不幸的是我这只“螃蟹”没人愿意“吃”，这使我产生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记得小时候没有钱缴纳学杂费，尽管可以凭借父亲的一张字条——“该生家庭经济困难，请予以免费为盼”免交相关费用，然而觉得面子受到了极大损伤。不仅仅如此，由于连许多基本的学习条件也难以达到而几乎处于隐性辍学的状态。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每天要绑十只扫把，周日要到二十里地以外的地方去赶集将扫把卖掉。大学的时候，经常每一周都去西安的“三府湾”卖菜。上研究生的时候经常去第四军医大学卖书，或者到处给大学生讲课。上博士的时候希望能够融到资安心钻研经济学专著，最后还是为了“资金而折腰”，索性到深圳帮西安某公司做投资银行业务。其实，这些经历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财富，无可厚非，甚至应当感谢当时的环境。但如果从节约学习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我也付出了极大的机会成本，感到得不偿失。

现代社会需要专业化人才，而人只有在专业化的培育环境下才能提高成“大才”、成“专才”的概率，调研支撑了这个论断。以陕西为例，改革开放早期，许多人觉醒较早，设法融资继续深造，形成“考研潮”和“出国潮”，这些人很多在成才后都得到了垄断性实惠，找到了好工作。而那些因为贫穷、毅力不强或者筹资能力不强的学生则早早辍学回家，除少数致富以外，大部分收益不如继续深造的人。我若干年前也到某贫困地区特别是山区做过调研，发现有些孩子很有发展潜力，但却面临高品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当我提出“如果我给你足够的钱，使你获得更好的教育，发掘出你最大的潜力，但你必须拿出你将来收益的某一百分比反馈给我，你愿意吗？”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说，“我愿意！”

最近网上有一则真实的故事，在西安打工的甘肃青年张益飞一边打工，一边考学，几次都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为了参加第4次高考，小张发出了“谁能供我上大学，我愿给谁当儿子”的求助。小张再三表示，他愿意和提供学费的人签订协议，进行公证，保证会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干爸干妈”，履行当儿子的义务和责任。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除亲缘关系以外，还包含一层隐性的“分成关系”，那就是父母养育（投资）孩子，长大成人后则反馈父母。如果孩子收入很高，会多反馈父母；如果孩子收入少，只好少反馈父母，甚至说不定孩子还得“啃老”。这叫风险共担，谁让你（生育）投资这样的孩子呢？

缺钱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掩盖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的效率问题。我们所谈的教育效率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如果说人类社会要彻底进入“集约经济时代”，那就首先要进入“集约教育时代”。换句话说，人类自从18世纪末大学教育这一批量生产模式被采用以后，教育模式几乎没有再发生新的变化。这个模式可以简化为“家庭+学校”的培养模式。但一般人可能会更加朴素地将其简化为“学校”的单主体模式。于是，教育越来越变成“学校说了算”：学校录取你你就上，不录取你你就不能上；学校说你毕业了，你就毕业了。其实，自学也可以成才，但效率难以保证。这些都与传统教育缺乏足够科学的教育机制有关。

那么怎样的教育机制才能带来理想的教育效率？我们先畅想一下：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教育过程，是由学生一个人独自完成，还是引入分工机制？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应当在教育需求方引入一个新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将分工机制引入教育过程，学生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发挥学习优势。而教育决策、教育资源的配置、人力资本积累成功后的上市则由专业人员完成。包括教育资金的获得，更应当由专业人员去完成。如果学生与家长、学校或者企业产生了不一致的看法，应当由代表学生利益的专业人员去交涉。这样既可以节约学生的精力，也可以因为专业化而提高教育效率。

我们再来思考，教育是一个简单的实施过程，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态过程？以前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在现代教育中是如何体现的？体现得充分吗？为什么？校际课程选择好处究竟有多大？如果放大这种机制会引起好的效应还是坏的后果？教育如何与市场挂钩？如何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如果以上问题都得以有效解决是不是教育效率就会得以有效提升？通过哪一种机制解决？我们发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在专业投资人和学生之间构造“分成合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找到充足的学习资金，更重要的是投资人会主动为学生提供专业化的增值服务。这样，资金和效率两大难题同时得以解决，真可谓“一石二鸟”。

假定被投资人是将要上大学的学生，分成制合约是指由投资人给学生提供一笔资金，学生在大学毕业后若干年比如十年之内，每年回馈给投资人一定比例比如5%的收益。这样一来，学生赚得多了，投资人也会多赚。投资人就会产生一种关心学生的激励，他会和孩子的父母一样，希望学生心情舒畅、身体强壮、学习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受市场欢迎。投资人为了减小客观风险，甚至会为学生提供很多增值服务。由此可见，分成制下，投资人会超越传统的“单环节模式”，将教育精细化地划分为教育决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实施、人才上市、上市后的人力资本再配置等多个环节，力争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好。按照经济学原理，如果投资人能在每一个环节获得相等的边际收益，那么总收益就是最大的；引入分成制以后，投资人就有一种冲动让学生的课程跨校配置，这样可能促成每一个学校特别发挥其特长课程。流行于我国的“非常6+1”、“星光大道”等娱乐节目，就是让潜在的“星”去不同特长的部门或者老师那里接受短期训练。而现在流行于北大、清华的高研班或者短训班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校的课程配置模式。

总之，眼前这本著作并非是无病呻吟的理论狂想，而是由我本人的亲身经历所引发的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想，中国千千万万个缺乏资金的孩子可能都面临与我相同的境遇。作为一个金融学者，我有义务、有责任为饱受资金困境的孩子们寻找一条新的融资模式。我也更想找到一个独特的机制，让那些所有渴望教育的孩子都能接受他们所喜闻乐见、能挖掘出他们的潜力、能发挥其专长的教育。

我诚挚地希望分成制教育金融制度能被有远大理想的学子们熟悉，被有爱心敢于创新的投资者所接受。我相信，一旦分成制教育金融制度能被引入教育领域，将会减轻千百万家庭的经济负担，促使千百万学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大减弱高校的重复建设程度，会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投资模式，会促使企业更加高效地找到自己的人才，会减少失业大军的库存程度，会促使全国全球人尽其用，会挽救因为缺钱而埋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显而易见，这本书的读者范围十分广泛。不过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教育金融制度创新只是现有教育筹资制度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会对现有筹资制度和教育制度造成冲击，相反会配合原来的筹资制度、放大原来的筹资规模，并在原来教育制度框架下提升教育效率。

由于分成制教育金融制度是一个首次将分成制元素引入自然人融资制度的创新性制度，加之时间仓促，谬误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正。我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吸取大家的建设性意见。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国人才的战略储备尽一份力！为全球人才培养迈入“集约时代”尽一份力！

窦尔翔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201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