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资金需求的决定

一、教育投资的依据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原理表明，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未来的边际收益（图1-2）。图1-2刻画了教育需求方未来的总收益与教育年限之间的关系，曲线上任意点的斜率则表示教育的边际收益。显然，总收益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增长，并且在A点之前，教育的边际收益也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而增加。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A点为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

其实，由于教育者的个体化差异、教育实施与未来人力资源需求的错位，人们还需要考虑教育的风险问题。即尽管总体来说，教育会带来人力资本积累，也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但也可能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于是个人会考虑教育是否“划得来”的问题。弄清这一问题的依据是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看看教育预期收益与教育成本的净现值之差是否大于零。

从成本角度分析，教育需求方接受教育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

我们以高等教育为例，在表1-1中，直接成本，是指父母对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全部货币支出，包括学费、伙食费、书费等；间接成本，也称机会成本，是指子女在大学期间所不得不放弃的如果不上学可能获得的那部分收入。具体地说，上大学的这种机会成本就是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所获得的收益，即大学生如果不上大学而直接参加工作，同样也能够获得的收入。利用贴现的方法，可以得到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总额如下。

在式（1-1）中，C表示教育需求方接受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Cd表示大学四年直接成本，Ci则表示间接成本，r表示适当的贴现率。

收益是衡量一项投资最好的标准，教育潜在需求方选择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期望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劳动力市场收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边际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高于长期市场均衡水平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时，个人就会增加对其自身的教育投资。由于教育的预期收益发生在未来，所以也需要对其进行贴现，高等教育预期收入总和表示如下。

在式（1-2）中，R表示大学毕业后所有预期收益的贴现值，Et表示第t年的预期收入，r表示利率。

通常在对一项投资进行评价时，评估人会有不同的口径，比如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 NPV）、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本章中，我们利用净现值来进行教育需求方的成本-收益分析。

利用式（1-1）和式（1-2），容易得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净现值：

教育需求方是否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和投资多少，取决于贴现收益与贴现成本之间的关系。如果贴现收益大于贴现成本，投资就是有利的；如果贴现成本大于贴现收益，投资就不值得进行。因此，用NPV衡量教育投资决策的判别标准是：

（1）如果NPV≥0，说明高等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未来预期收益能够弥补当前所付出的成本总和，接受高等教育在经济上是可取的。

（2）如果NPV＜0，则说明未来因为高等教育所获得的额外劳动力市场收入不足以补偿为此的付出，即接受高等教育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

总体来说，人们是按照“净现值”原理决定是否投资于教育，投资多少。当然，教育需求从而教育资金的需求具有无限特征。假定教育需求方个体吸收知识的能力不受约束，又假定教育资源也是无限的，且未来收益与所受教育成正比，那么，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就可能是无限的。这时，人们将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将教育支出看成是一个投资过程。

然而，现实中，教育需求方并非完全按照“净现值”原理，很多过程性因素也对教育投资行为的选择以及投入资金量产生重要影响，教育资金的需求或者缺口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二、教育“投资-收益”的过程性因素

（一）投入分析

1．连续性和长期性

高等教育投资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所谓长期性和连续性是指大学本科教育一般是4年，在这4年中，教育需求方要不断地投入资金来支付各项直接成本，支持教育过程。这使得教育投入往往有路径依赖特征，如果中途停止，就会产生沉没成本，进一步导致人才的“专有性”丧失。

2．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地域性

教育资源的可得性也是制约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显然如果不存在教育供给也就不存在教育投入。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教育行为一般要考虑地缘因素，利用家庭所在地的教育资源是最合理、经济的考量。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加，子女跨区域接受教育成为一种常态，尤其在选择接受高校时，“走出去”已经成为学子们心中的第一选择。在此背景下，目标高校的搜寻成本、寒暑假的交通成本、择校成本等一系列教育成本都会增加，这必然要求加大资金的投入。

（二）收益的风险特征分析

与任何一项投资类似，获得预期收益是教育需求方决定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初动机。如果未来收益不稳定，并且存在较大风险，则会降低教育需求方的投资收益率。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期间性，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因素导致收益风险。

1．劳动力市场风险

教育需求方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并不是直接利用书本知识获得收入，而是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将其劳动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据以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人力资本积累者作为人力资源能否交易成功决定着教育是否存在风险。

人力资本积累的期间性，可能导致人力资源上市时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偏离了当初的预期，形成总量或者结构风险。特别是最近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整合是一个必然趋势。国内各个层次的教育都在扩招，未来市场形成了就业压力。

2．过程风险

所谓“过程风险”是指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教育者的健康状况、情绪变化、兴趣转移等产生意外风险。这种风险也像劳动力市场风险一样，属于客观风险，并非由于受资方在主观上故意促成的。

三、现有教育资金供给不足的现状

教育资金的供给按照资金的通道性质可以分为外源性筹资与内源性筹资，其中外源性融资包括社会捐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教育供给方资金、教育信贷资金；内源性资金则主要指家庭内部提供的资金。可以发现，这两类资金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缺乏扩张弹性，穷人学生的融资尤其如此。

（一）外源筹资

1．社会捐助资金的现状与困境

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理应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社会捐赠，也即社会性转移支付，是转移支付类资金的重要来源。从捐赠主体看，主要有海内外校友、知名企业、友好人士和社会公众等；从捐赠资金的用途看，主要用于建造建筑物、购置图书及仪器设备、提供奖学奖、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或者用于其他教学及科研活动。实际上，社会捐赠已经成为高等学校向社会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图1-3）。

从国外经验看，社会捐赠在缓解高校经费紧张中始终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尤其在美国，捐赠的数目十分可观，相关的管理机制也十分成熟。如哈佛大学的社会捐赠在2001年就已累计为182.59亿美元，成为学校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渠道。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从1985年起，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迄今邵逸夫先生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馆舍遍布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社会公众及友好人士把关注的目光投到教育上，对教育事业进行捐资和赞助。

但是，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社会转移支付途径依然存在诸多缺陷，极大阻碍了其健康发展。

第一，无强制性，随意性强。这表现为社会捐助资金量不稳定，并直接导致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在资金流不稳定的情况下，资金在各部门流通成本加大。同时，当社会捐助者盲目捐款时，单独一笔资金的管理费用也会增大。第二，一些捐赠企业往往要求受资助的贫困学生在媒体上发表公开感谢信，这无疑会对受资学生的自尊心造成打击，从而对在校学习产生影响。第三，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成为难题，使得资金规模缩小。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爆发，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遭到了网民的猛烈抨击，大家质疑的焦点集中在社会捐款的去向问题，即社会捐款被谁用了？与此类似，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捐款也存在如何监督的问题。由于规范的捐助监督制度还没有在教育领域建立，因此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率很难保证。

2．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现状与困境

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在国际上通常用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从4000多亿元增加到9700多亿元，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4.9%提高到16.3%，这一比重已经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图1-4）。

实际上，2010年2月28日，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曾表示，中国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已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教育支出按比重算已成为我国当前财政支出第一大项。

另一方面，从2004年到2008年，虽然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23.7%，但是占GDP的比重仅仅从2.79%提高到3.48%，始终低于4%的世界教育水平基础线（图1-5）。

此外，按预算内教育经费包含教育费附加的口径计算，2007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49781.35亿元比例为16.26%。根据表1-2和表1-3，可以分析得教育财政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国际水平中属于偏高状态。

通过以上几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已经是财政支出的重要负担，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达不到世界教育水平的基础线。这说明，短期内仅靠财政来解决我国的教育经费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且从英美等国的实际经验看，教育经费问题往往会影响社会稳定。2010年3月，美国多个州数以千计的大学师生集会示威，抗议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减少和学费上涨，部分示威者甚至与警方发生冲突。同样，2010年11月数万英国大学师生在伦敦游行，抗议政府大幅上调大学学费，参与游行的学生们说，学费大幅上涨将剥夺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所以，无论从教育的未来发展还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角度看，寻找有效的途径解决教育需求方资金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3．教育供给方资金的现状与困境

作为教育供给方的高校是实施教育的主体，为教育需求方提供基本教学设施。显然，供给方筹集到资金的多寡会影响需求方接受教育的质量，因此对教育供给方资金现状的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如图1-6所示，从总量上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2003—2008年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从1754亿元增长到4210亿元，生均经费也从2003年的15825元增加到2008年的20832元。总经费和生均经费的增加应该是近几年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的结果。

然而，与此同时，教育供给方的资金困境依然存在。首先，尽管从全国来看高校生均经费逐年增长，但是不同学校的学生享受到的经费有显著不同，“985”高校好于非“985”高校，东部地区高校好于中西部地区高校。生均经费的不平等进一步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其次就是高校的负债经营。据审计署披露，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1164所地方所属普通高校有地方政府性债务，金额近2635亿元，许多高校已经深陷还贷泥潭。显然，在此情况下这些高校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4．教育信贷资金的现状与困境

2011年8月8日，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共完成助学贷款发放113.57亿元，比上年增长21.37%，其中生源地助学贷款因程序便捷备受青睐，占到整个助学贷款近70%。其实，生源地助学贷款受到各利益相关方欢迎正是国家助学贷款陷入困境的一个真实写照。

尽管国家在2007年推出生源地贷款时将其称为“信用贷款”，但是这实际上是政府对近年来国家助学贷款高违约率的调整，即以家长作为学生未来还款的保证，其本质上是抵押贷款。

造成国家助学贷款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征信体系不健全，无法在事前做到对学生信用的有效识别，使得还款高违约率的出现在所难免；其二，银行“风险-收益”过度不对称，贷款动力不足，导致助学贷款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当前所有贫困学生的需求。

（二）内源筹资

1．父母资金的现状与困境

教育需求方父母的资金支持应该是其最主要的内源筹资渠道，虽然也属于转移支付，但是与财政性转移支付不同，此类资金不是出于政府财政计划，而是由于家庭成员对受教育者的感情和责任。其局限性表现在父母往往依据由当前毕业生收入预测的未来教育收益作为投资决策依据，很难达到资金效用的最大化。

此外，家长还会为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不惜倾全家之力，过度工作，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这不仅会影响自身当前的福利水平，而且会对将来的养老产生挑战。

2．兄姊资金的现状与困境

与父母的转移支付类似，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的资金转移也属于内源筹资。不同的是，兄姊对教育需求方的资金支持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市场化，即如果教育需求方因为这笔资金使自己学业有成，则他需要偿还更多的钱给兄姊，而不仅限于当初的借贷额。这无疑会导致家庭内部关系的紧张，而且当教育需求方没有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市场化因素时，家庭矛盾会更加激烈。